王培军丨跋苏轼《贾谊论》(8)

他在《辨证》中力驳陈振孙说《新书》“非《汉书》所有者，辄浅驳不足观”的话，说：
凡载于《汉书》者，乃从五十八篇之中撷其精华，宜其文如万选青钱。后人于此数篇，童而习之，而《新书》则读者甚寡。其书又传写脱误，语句多不可解，令人厌观。偶一涉猎，觉其皆不如见于《汉书》者之善，亦固其所。然唐皮日休《文薮》卷三《悼贾篇》云：“余读贾谊《新书》，见其经济之道，真命世王佐之才也。”又云：“其心切，其愤深，其词隐而丽，其藻伤而雅。”陈振孙诋为浅驳，而日休爱其雅丽，见仁见智，夫何常之有？（同前，542页）
陈振孙的话，原是比较《新书》中见于《汉书》的与不见于《汉书》的文字作评的，而皮日休的话，则是就包括见于《汉书》的所有文字而论之的，皮日休之称美其文，安知不是因为见于《汉书》的那一部分？皮、陈的见解虽反，却不是“箭锋相拄”，不在同一层面，余氏不能分别，牛马莫辨，而以为“见仁见智”之事，此岂有是处？不仅此也，既已承认见于《汉书》的为“万选青钱”，却又以为“见仁见智，何常之有”，其自相牴牾，扞格不通，又可发一大噱。余氏又云：
案古人之书，书于竹简，贯以韦若丝，则为篇；书于缣帛，可以舒卷，则为卷；简太多，则韦丝易绝；卷太大，则不便卷舒；故古书篇幅无过长者，而篇尤短于卷。……《提要》狃于《汉书》《治安策》前后相连，以为本是一篇，故曰无连缀十数篇合为奏疏一篇之理，不知班固明云“谊数上疏陈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曰”云云，言数言多，皆指此下所载之大略，即今所谓《治安策》者。……载《治安策》一篇，而谓之数上疏，则此本非一篇，其连缀数篇为一者，班固也，非贾谊也。或曰《治安策》之首即曰“臣窃维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此为纲领，后为条目，安可先出一纲领而其馀条目徐徐分篇奏上乎？应之曰：陆贾为高祖著书十二篇，而本传言每奏一篇高祖未尝不称善，然则随著随奏，固当时之通例也。……《新书》正是此例。（同前，546-548页）
按余氏所云“古书篇幅无过长者”，意谓《陈政事疏》的篇幅太长，所以为不可能。这也是没道理的。古书固是竹帛所写，简策繁重，一般不至于太长，但经籍中五六千字的一篇，也还是多有的，如《仪礼·乡射》六千字，《大射》六千八百字，《周礼》亦有长至五千字一篇者，皆是其例。诸子中如《庄子·齐物论》，篇幅亦三千字，也不是短书了。《新书》若以《陈政事疏》为一篇，分作上中下，如《过秦论》然，亦未见其为不可能。另外，《汉书·董仲舒传》中的“天人三策”，加起来也是五千五百字，贾、董并称“西汉两大儒”（见卢文弨《重刻贾谊新书序》，卢校本《新书》卷首；刘毓崧《西汉两大儒董子贾子经术孰优论》，《通义堂文集》卷八），此亦其可比拟之一事也。而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亦长二千五百字，则不过友朋间的书札，为了发私愤而已，其长犹如此，那么贾谊的上皇帝书，论国之大事，加长二三倍，又有何不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