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培军丨跋苏轼《贾谊论》(10)

简言之，就是如以《陈政事疏》为序，则《新书》中相应诸篇的先后，便为第五、第六、第四、第二十四、第十四、第七、第十三、第八、第二十六、第二十九、第二十、第十八、第十七、第三十四、第十六篇。如果《陈政事疏》是出于贾谊本人之手的一篇文章，那么《新书》就是胡乱编排的；而如果《新书》为贾谊精心结撰的著作，那么《陈政事疏》就是杂凑的。二者必居其一。显然，《陈政事疏》较之《新书》，从文章上说，是更为有序的，而《新书》的编排则是乱的。亦以此故，王耕心撰《贾子次诂》时，其篇第就不取今本《新书》，而是据《陈政事疏》，重订了第四至第十八篇。而夏炘作《汉贾谊政事疏考补》，又据《汉书》之本，取《大戴礼》之文，以补原本的《陈政事疏》（其书一卷，在《丛书集成三编》第20册。关于夏书得失，可参看《越缦堂日记》第四册2572-2575页）。
当然，今本的《新书》，也不是如《四库提要》所云：“后原本散佚，好事者因取本传所有诸篇，离析其文，各为标目，以足五十八篇之数，故饾饤至此。”因为这只要把《新书》与《汉书》同有的那十五篇一对勘，就立知《新书》的文字繁得多，气势亦雄肆，而《汉书》的则较简古，其所删之处，在在而有，固不仅余嘉锡所指的一处；反过来，《汉书》亦间有《新书》所无及不同的字句。这就可知，《新书》据以编纂的不是取自《汉书》，而《汉书》据以删削的，亦非《新书》，《汉书》《新书》之所据，皆各有古本。也就是说，朱子对《新书》的判断，是较为近真的：“此谊平日记录藁草也。其中细碎俱有，《治安策》中所言亦多在焉。”“看来只是贾谊一杂记藁耳，中间事事有些。”（见《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五）其他之事，则是无从得知的了。
三
苏轼《贾谊论》中又说谊“卒以自伤哭泣，至于夭绝。是亦不善处穷者也”，“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不能复振”。这话也是不确的。王世贞驳难之云：
谊亦非悲郁侘傺而至死者，何以知其然也？吊屈之辞，虽若以自拟，而实讥其不能自引而高逝；赋鵩之辞，虽若以自吊，而实归之知命而不忧。……且贾生之自伤，在为傅无状，且哭泣以悲梁王之堕马而死，非以不用也。寿夭有命，生之夭，又焉知其非命之尽，而归之自伤，又归之不用，宁非冤哉？（见《书贾谊传及苏轼所著论后》）
这是认为：贾谊之死，不是因为不得志、不被擢用，而是因为为梁王傅，梁王堕马而死，他自以为“为傅无状”，这不是自伤不得志，而是为了忠于职守，是公不是私。王夫之《读通鉴论》亦辩之云：“谊之说：豫教太子以端本，崇奖廉隅以善俗，（陆）贽弗逮焉。而不但此，傅梁怀王，王堕马毙，谊不食死，贽不能也。”王夫之的意思，是与王世贞无二致的。但是必须指出，王夫之这里记错了，贾谊并非“不食死”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