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培军丨跋苏轼《贾谊论》(5)

顾取《秦俗》、《经制》二篇，其书不以为太息者，则以为之。”（据《二十五史补编》本，第二册1049页）
这是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十所引的。“故又分解制匈奴二篇，以为流涕之二说”，余氏读作“故又分《解县》、《匈奴》二篇，以为流涕之二”，以“说”字属下，又以为“制”是错字，而改为“县”（日本中文出版社影印现存最善之本《玉海》附《汉艺文志考证》，亦作“制”，别无异文），逗作两篇名，并误。中华书局点校本《汉艺文志考证》此节的标点，错误尤多。以《新书》之诸篇与《陈政事疏》对勘，并考其异同及《新书》中缀以痛哭、流涕、长太息的有哪几篇，则与王应麟同门而年长其十岁的黄震，在《黄氏日抄》卷五十六中已指出了，只未主张《陈政事疏》是班固取《新书》拼合而成的。《四库提要辨证》引以助其说的另一人，为以《论语骈枝》著名的刘台拱，其《汉学拾遗》云：
谊陈治安之策，与其《保傅传》本各为一书，班氏合之，而颇有所删削，故以“大略”起之。流涕者二，而止载匈奴一事，长太息者六，止载其三。论畜积为流涕之一，铸钱为长太息之一，二事既载入《食货志》，故于本传不复重出。鼂错言守边备塞、劝农力本当世急务二事，而一见本传，一见《食货志》，亦此例也。《保傅传》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审取舍之论，即其下篇，两篇全文，今在礼《大戴记》中，一为《保傅篇》，一为《礼察篇》，而《礼察篇》有云：“为人主师傅者，不可不日夜明此。”则当为《保傅传》之下篇无疑。《大戴记》所载多古书，如《夏小正》、《孔子三朝》之类，然其篇卷，亦颇为后人所乱，二卷与三卷、九卷与十卷，皆互误，今当两易之，则《保傅传》、《三朝记》二书，皆得其序矣。（《刘氏遗书》卷七，见《丛书集成续编》第十五册，499页。
《辨证》引此一节，多失句读，今订改）
按，余氏所引的此节，必是从刘师培提示得来。但刘不同意此说。刘的《贾子新书斠补序》云：“贾谊书载《汉志》儒家计五十八篇，凡《谊传》所载《治安策》诸疏，以及谊文载入《食货志》者，均散见五十八篇中，盖所上之疏、所著之书恒旨同，而篇别离合省并，不必尽同。近刘氏端临《汉学拾遗》指为班氏所删并，似未必然。”（见《刘申叔遗书》上册，986页）而余氏本人的说法，视前人更坚强，而辩语又更多，其《四库提要辨证》中有一大段，备引之于此云：
今以王氏、刘氏之说考之，则班固之掇五十八篇之文，剪裁熔铸，煞费苦心。试取《汉书》与《新书》对照，其间斧凿之痕，有显然可见者。如取《势卑篇》文云：“陛下何不以臣为典属国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计。”而删去《匈奴篇》五饵三表之说，使非《新书》具在，班固又于赞中自言之，则读者莫知其所谓行臣之计者为何等计，将不觉其为操术之疏，而疑为行文之疏矣。又《治安策》以痛哭流涕长太息起，其后即为痛哭者一、流涕者二、长太息者三、布其文终焉，则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一篇之干也，而于移风易俗及礼貌大臣两太息之间，忽取《新书·保傅》及见于《大戴》之《礼察》二篇阑入其中，既无长太息之语，又与前后文义不侔，《礼察篇》亦言保傅之事，故曰“为人主师傅者，不可不日夜明此”。其言礼禁将然，法禁已然，汤、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犹是《保傅篇》三代明孝仁礼义以道习天子，而秦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