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采访女王”法拉奇：我不相信客观的新闻主义(5)

若人们像她那样，以一种激情的方式从事记者职业，那便十分危险。人们可能会因此变得幼稚。奥莉娅娜知道这一点，也从不害怕承认这一点：“幼稚是我十分看重的一种才能，因为它源于对人们的信任，对人们的爱怜。当我看到人们遭受痛苦与折磨的时候，我就会爆发出这种爱怜，这种信任。”
采访，对于她来说就是一场比赛、一次碰撞，有的时候也是一段爱情故事。她从来没有站在中立的立场过。她同质疑她的采访方式的同事交换了意见。“在面对世界上这些所谓的强权者时，我们应该一开始就以不友好的方式对待他们吗？”“当然不是，我们应该先了解他们，理解他们。”“不需要带着先入为主的偏见吗？”“带有先入为主的偏见也是经常的事，人们也可以理解。但是由于我是一个理性的人，我可以改变我的观点。”因为这一点，她不喜欢人们说她是一名令人畏惧的记者这种话。“是他们对我怀有恐惧，很遗憾。我需要一个知心的人。一次采访就像是一部二重奏作品。”
她并不会将辱骂当作一种武器。如果她准备猛烈一击的时候，她会事先通知受访者。“在我准备提出一个残忍的问题之前，我总是会先说，我现在要提一个残忍的问题了。但是我并不是每一次都写出来，因为每一次都读到它们会让人十分厌烦。问题是残忍的，因为发现真相的过程就像是一种外科手术，手术总是让人痛苦的。”侵略性——她经常因为太具侵略性而受到批评，但对于她来说这只是一种简单的勇气。她这样跟一位美国记者解释：“我的大部分同事都没有勇气提出正确的问题，我曾向西贡的独裁者阮文绍提问：‘您有多么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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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受访者事先没有特别要求，她就一定会使用录音机。那台机器一开始就像一个旅行箱一样笨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变得愈加小巧方便，已然成了她难得的同伴。她也因此能够在集中精神观察谈话者的同时，录下他们所说的话，并且把它当作一份证据。“若用铅笔记录，我就不能去观察谈话人的表情。再者，我的笔迹也十分潦草，以至于在采访之后，我什么也看不懂。因此，我也记不住谈话的内容。”她解释道。她十分高兴地谈论起她第一次使用录音机采访的情景。那是在1956年对英格丽·褒曼的一次采访。“我应该相信录音机，这是一项伟大的发明。当我面对录音机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然后我提出了第一个问题，脸也因紧张而变得通红。尽管英格丽·褒曼是一位女演员，她的脸也跟着变得通红，她问我：‘这样行吗？’我回答说：‘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应该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