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简史(8)

弗洛伊德敏锐地观察到：“人类的婴儿以比其他种群的幼仔更不完全的状态来到这个世界。”也就是说，人类在存活方面比其他动物显现出对母亲更高的依赖性。婴儿从一出生似乎就有一种本能的感觉，母亲可以提供寄托和援助，并且迅速地了解到母亲的出现等同于安全和舒适。相反的是，母亲的缺席等同于危险和不安。因此，他将人类最早的焦虑在某种程度上视为此后一切焦虑的来源。对此，弗洛伊德以其一贯优雅、明晰的笔触写道：“‘无助’（helplessness）这一生物学因素于是转化为对被爱的需要，这是人类无法摆脱的宿命。”第一次焦虑是由于失去母亲的照顾，在生命的其他部分里，“所爱的人的丧失……会给人带来新的、更加持久的患上焦虑症的危险和机会”。
几乎与此同时，哈佛大学的两位心理学家罗伯特·耶基斯（R.M Yerkes）和约翰·迪林厄姆·多德森（J.D Dodson）进行了一项很有影响力的研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中等程度的焦虑可以改善人和动物的表现。同时，过分的焦虑会导致表现不佳，但过少的焦虑同样损害了表现水平。这一结论从某种程度上论证了克尔凯郭尔关于焦虑与创造力的深刻洞见。“梵高、牛顿等大多数天才和伟大的创造者都不是性格平静的人。他们都情绪紧张、自尊心强，被无情的内在力量驱使着，被焦虑整日围绕着。”其中一位心理学家写道。同时，来自艺术家和作家的证词也佐证了克氏的观点。印象派绘画大师埃德加·德加（Edgar Degas）曾说：“作画时所投注的情感，要像犯罪作案时一样强烈”；小说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则言及“珍贵的疚责秘密”是艺术家常保不失之物。
20世纪50年代，抗焦虑药物的用量呈现了爆炸性增长，部分精神病医生便警告人们要当心一个焦虑程度不够的社会所带来的危险。“没有焦虑，很多成就便无法实现。”波士顿大学焦虑障碍治疗中心创始人以及名誉主任戴维·巴洛（David H.Barlow）说，“运动员、演员、企业管理者、工匠以及学生们的表现会大打折扣；人们的创造力会消失；农作物可能也不会被种植。我们可能会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过着田园牧歌式的悠闲生活，坐在树荫下消磨我们的时光。这对于一个种族来说是致命的，危险不亚于一场核战争。”是的，远古人类的原始焦虑正是来自猛兽的尖牙和利爪，这种生存的焦虑保存了种族的延续，换言之，那些不懂得焦虑的祖先早已成为猛兽的盘中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