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从小镇牙医到中国半个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到底经历了什么？(2)

然而文化馆不是那么好进的。文化馆顾名思义，你得先有“文化”，才能进去上班。文化馆的人要么会唱，要么会跳，要么会画，要么会写，都有一技之长。余华如果想调入文化馆，也得具备跟文化相关的一技之长。余华想了一下上述几项手艺，除了写字靠谱点，其他都不行，于是决定练习写作。其实写作是最容易入门的行当，只要认识几百个常用方块字就能干。相对而言，唱歌跳舞弹琴画画，都得名师指点，否则连门都进不了。所以现在满大街各种艺术班，鲜见开写作班的。
余华白天上班，晚上写作，夏天被蚊子咬，穿高筒雨靴，牛仔裤，手上绑着干毛巾，唯恐把稿纸弄湿，全身汗如雨下。跟所有文学青年一样，创作之路漫长而艰辛，并且看不到一丝光亮。余华后来回忆，“当年写作的时候多苦啊”。当然成功之后再说苦，就有点忆苦思甜的矫情了。其实认真说起来，他并不算苦，起码有体面的工作，有稳定的收入，有幸福的家庭。要知道很多做着作家梦的文艺青年连一口饱饭都吃不到。
我在大学期间看过一位不知名作家的回忆，他在农村搞创作时，村里有个文友，对写作非常痴迷，可谓废寝忘食，虽是农民，却不干活，全是老婆干。老婆如果抱怨牢骚，他轻则离家出走，重则一顿老拳。有一年过节，老婆给他五毛钱，让他去镇上买点酱油咸盐花椒面，回来包韭菜馅饺子。结果直到日落西山，他才晃悠回来，手中并没有酱油咸盐，却拿着鲁迅先生的散文集《野草》，边走边看。
老婆大哭一场，带着孩子走了，留下他继续做着作家梦。最后此人结局如何，书里没写，我不敢妄自揣测，但是大约应该可能差不多的确，会很惨。
其实余华的苦闷是所有小镇文艺青年共同的苦闷，这种苦闷在贾樟柯和顾长卫的电影中阐述的相当真实。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贾樟柯的《站台》和顾长卫的《立春》。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个全民创作的年代，只要一个人认识几个字，就要搞创作，写诗歌，写散文，写小说。那时候写作也是“显学”，会写的人头戴光环，对象好找，结婚还能少花钱。姑娘们找了会写的，脸上有光，出门有面。如果这位“作家”再会说点，穿着打扮注意一下，更是如虎添翼。
1983年，余华先后发表两篇短篇小说，顺利调入海盐县文化馆。从卫生院进入文化馆，是决定余华人生命运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一步。他从此可以把所有时间都用在读书写作上，“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同事们还可以互相交流。
1986年，余华和朋友去杭州逛书店，买了一套《卡夫卡小说选》，读完之后，如闻惊雷，“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卡夫卡生前是个默默无闻的保险公司小职员，过着波澜不惊的生活，他神情忧郁，寡言少语，内心波涛汹涌，用如椽巨笔构造了一个荒诞的世界。卡夫卡的作品影响深远，起码影响了现代两位作家，一个是余华，另一个便是王小波。王小波受卡夫卡《变形记》影响写了《绿毛水怪》，余华受《变形记》影响写了《十八岁出门远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