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现代性与离散情结——兼论“南下影人”在中国电影史上的独特地位(6)

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香港右派影人普遍关注的焦点其实是“民族情绪、民族自尊，与对传统的怀疑与再肯定，对香港社会、文化的疏外与不适应”。(16)在这些影人看来，资本主义不仅侵蚀着传统伦理道德，还催生了在香港社会大行其道的投机、拜金、势利和物欲。要抵制这一切，不仅需要主人公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强大的精神力量，更要诉诸“传统”。虽然“左”“右”两派影人在意识形态上持对立的立场，但这批同出自上海影坛的创作者在民族主义和批判殖民主义等问题上，却有不谋而合之处——尽管二者的出发点和目的都不尽相同。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社会的发展、转型，特别是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成为“南下影人”在创作上无法回避的重要议题。受制于战后国际局势的影响和殖民地的身份，香港呈现出不同于“上海摩登”的“另类现代性”:一方面，受到西方(尤其是美国)文化的影响，年轻一代逐渐认同西化的价值观念，追求物质享受，强调个体自由与自我价值的实现。另一方面，民族主义情绪和对殖民主义的拒斥，又令香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它在肯定现代社会的发展模式与价值观念的同时，又不轻易否定传统伦理道德在维系现代社会运转中的积极作用。简言之，香港的现代性是一种温和的、经过过滤的现代性。
为了缓解民主、自由等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所引发的焦虑，战后香港的“南下影人”常常在创作中采取“文化民族主义”的策略。他们重返中国悠久的历史及文化传统，调用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化元素和象征符号，表现传统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对于朱石麟、卜万苍、岳枫等经历过20世纪30年代“电影文化运动”洗礼的影人而言，民族主义始终是其创作中的一个重要面向，而对电影艺术形式的民族化探索，亦构成了其创作的一大特色。即便是服务于“电懋”——一家以表现现代性及新兴中产阶级价值观念著称的公司，岳枫、卜万苍等创作者仍对传统伦理道德念念不忘。在《雨过天青》(1959，岳枫导演)、《喜相逢》(1960，卜万苍导演)、《同床异梦》(1960，卜万苍导演)等影片中，他们重申家庭之于维系社会的重要性，并以不无道德说教的口吻强调长幼尊卑的伦理秩序，以及克己、节俭、谦恭等观念，足以构成香港电影现代性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有趣变奏。
“电懋”的竞争对手“邵氏”，亦为“南下影人”表现其“文化民族主义”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平台。在这家公司掀起的古装片(尤其是黄梅调影片及新派武侠片)热潮中，岳枫、李翰祥、张彻等创作者建构了一个古典的、纯粹的中国，通过辉煌的视觉风格和美轮美奂的影像，在抽空真实的历史之余，着力表现主人公的仁义孝悌、忠贞节烈等品格。有研究者指出，“邵氏”的黄梅调影片暗中应和了美国的冷战策略，更与台湾当局的宣传政策不谋而合，因此能被在冷战中标榜“中立”的港英当局所接受。(17)要深入探究这一文化现象，有必要将“南下影人”的创作置于香港文化冷战的背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