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现代性与离散情结——兼论“南下影人”在中国电影史上的独特地位(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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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冷战与“南下影人”的分化
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期，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冷战，堪称20世纪全球历史上一个重要事件。在史学界，关于冷战与文化之间的复杂关联，已经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华语电影史与冷战的关系直到近年才获得重视并逐渐展开。随着大量新的文献资料的出现，尤其是各类档案的解密，冷战对包括香港电影在内的华语电影的影响日渐浮出水面。
在笔者看来，冷战是我们理解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的华语电影史的重要概念。它能够突破那种以地域及社会制度的差异来划分华语电影格局的书写方式，将中国内地/大陆、香港及台湾地区的电影置于同一个格局下考量，可以有效串联起华语电影史遭人为割裂的内在关联，进而深入讨论殖民主义、国族观念、文化身份等因素对华语电影的影响。否则，我们“不仅无法面对和有效解释1949年后香港电影和台湾电影之于内地/大陆电影的历史传承，而且不能动态呈现冷战和后冷战(全球化)时期三地电影的复杂关系”。(18)将“南下影人”的南迁及其在香港的创作放到冷战的背景下讨论，既能有效解决以“南下影人”为代表的内地离散影人在身份、地位认定上的困扰，又能通过这一群体职业生涯的变迁，带出内地与香港在电影上的复杂关联和微妙互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英国旋即恢复了对香港的殖民统治。随着冷战帷幕的拉开，香港以其毗邻中国内地的地缘特点，毫不意外地成为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在亚洲冷战中的前哨站和瞭望塔。(19)国际局势的变化，推动香港成为大国政治角力和意识形态对抗的隐蔽战场，东西两大阵营在政治、经济及文化诸领域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较量。(20)电影以其大众性和意识形态宣教功能，首当其冲成为文化冷战的重要场域。在香港，电影业无可避免地被卷入文化冷战的漩涡之中，而“南下影人”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也被文化冷战所塑造和限定。
文化冷战对“南下影人”群体的直接影响，便是推动了后者在政治立场上的分化。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到50年代初期，尽管意识形态的分野已初现端倪，但“左”“右”两派之间的对立尚未公开化，那些没有明显政治倾向的中间派影人亦能在香港影坛占据一席之地。(21)1952年前后，中国内地市场基本丧失，台湾当局亦加强了对香港电影进口的限制。政治因素与市场因素交织在一起，令“左”“右”两派之间的壁垒日渐分明，双方在意识形态、制片策略、市场及院线等方面展开了激烈竞争。在愈演愈烈的文化冷战的氛围中，留在香港的“南下影人”出现了政治立场上的分化:以程步高、朱石麟、李萍倩等为代表的“爱国影人”心向内地，筚路蓝缕地开拓了香港左派电影的新局面;以张善琨、卜万苍、马徐维邦等为代表的“自由影人”则努力争取台湾市场，并频频向国民党政权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