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现代性与离散情结——兼论“南下影人”在中国电影史上的独特地位(8)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凤凰影业公司为代表的左派(国语)制片公司，按照“进步的思想、民族的风格、灵活的手法”三者相互结合的要求，(22)克服重重困难，制作了一大批高水准的佳作，在文艺片、家庭伦理剧、喜剧片和戏曲片等类型上的成就尤为突出。(23)不同于一般的商业电影，左派公司出品的影片“首先要有正确的立场，立场站稳了，再在内容和形式上求进步”，在题材上则避免武侠、色情、迷信，减少对好莱坞低级趣味、胡闹作风的一味模仿，力求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和灵活多样的形式提供“健康的、有益的、为社会大众所需要的”娱乐。(24)以朱石麟、李萍倩、岳枫等为代表的左派影人，能够将意识形态讯息与圆融的电影手法相结合，达到社会批判、道德教化、导人向善的目的。
大体上说，不同于同一时期中国内地的电影创作，香港左派公司出品的影片，在意识形态上表现得较为谨慎和温和，既不会正面表现革命或阶级斗争，也不会过分激烈地批判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而更倾向于以社会写实的手法表现小人物的辛酸悲喜，或以喜剧的形式讽刺世态炎凉、价值扭曲，又或者以反封建之名批判落后的思想观念。随着香港社会的变化，左派公司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之后更制作了不少并无明显意识形态因素的娱乐片。以至有批评家指出，香港“左派制片的方针并不是对观众灌输某种思想性或者政治意识为主”，其作品表现的其实是“跟无产阶级风马牛不相及的小资产阶级趣味”。(25)事实上，鉴于香港社会环境的特殊性，内地电影的决策者和管理者也并不鼓励香港左派影人在创作中采取激进的意识形态策略，而是要适应香港的社会环境，循序渐进地在海外“统战”和宣传中发挥积极作用。
(26)这体现了中国内地的电影管理部门对彼时香港电影的准确判断和务实态度，背后亦牵涉到各方力量在文化冷战中的博弈和妥协。另一方面，以“电懋”“邵氏”为代表的香港右派制片公司，也大多制作无明显政治倾向的商业片，而少有公开的意识形态信息。为了与左派影片中的意识形态话语相抗衡，右派公司常常要诉诸“传统”——对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进行改造和包装，而这又与上文所讨论的“文化民族主义”密切相关。进入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香港社会的变化(特别是现代化进程的加速)，香港电影界不得不对现代性的议题做出回应，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电懋”。无论是对资本主义道德观念的肯定、对西化生活方式的憧憬，抑或是对个体追求独立自主的鼓吹，都可视作文化冷战中的修辞策略。在回望“传统”的同时，接受和拥抱西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这个矛盾的现象亦体现了文化冷战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