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资产流失争议和共同富裕背后：从《资本论》到《国有资本论》(25)

但在改制过程中，这些特殊因素并未被评估，因为没有一个资产评估理念能够先验地提出国有资本理应被评估，全球的资产交易与定价都是在所谓市场经济理论框架内，中国这种特殊体制及其国有资本的形成，是没有对应的理论及实践可以指导。
这种难以被度量的特殊优势，我们通常以为可以通过公允评估基础上的拍卖、竞价、产权市场价格发现等手段，来实现其对价。
很可惜，现实中，越是圈子里，越是内部人，越高度理解这种特殊优势；越是外部人，越是圈子以外的人，越难以理解这种和企业发展历程、经营探索、特殊经验、自有资产及经营特色融合在一起的特殊优势。
于是乎，溢价与否，溢价多寡，就是一个良心账了。
是的，我们不该把这个特殊优势泛化，但有些格外突出的，不可再造的，难以企及的，非一即二的，顶尖的，独占的，类似垄断的，一段时间内具有难以被超越竞争力的特殊优势，也可以叫做特殊优势当中的“战斗机”，拿出来单独讨论。
如果有这种特殊优势，但当时没有对这种优势进行估值或正确估值的，是可以拿出来讨论一下的。
我们要探究是不是该企业改制完以后，仍然被社会上误以为是国有企业，而给了他一些绿色通道效应和信赖效应。这个企业改制完以后，是不是仍然还带着原有国有企业带给他的产业地位，特殊的政治关怀，这些将会非常不公正的影响市场。
这些特殊资本并没有获取对价，以及该企业在改制完以后，是否仍然能够更早期接触到政府规划，甚至更深刻地接触到政府的变革意图，能够早于社会获得很多先机，进而继拥有了灵活的机制，又拥有了红帽子优势，尤其是那些从事金融、地产、医疗、重化工业、高科技、军工装备，涉及国家安全和国家重大产业布局的企业，往往在改制完以后，仍然是朝中有人，规划口有人，政策口有人，金融口有人，这是我们真正要关注的。
这个国有资产中，有大量的不属于将其社会化的一些功能部门或业务，将其社会化，同时并没有解决相应的对价问题，这才是格外关键的。因此，当有人说TCL和格力的改制时，我们认为这类企业在改制过程中，我们探讨的那些问题要少得多得多。
在他们的改制中，只要过程公允、科学，我们就不能认为他们涉及到国有资产流失问题。
三、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
我们要警惕一种思维，只要国有资产交易完以后，较快速的升值了，就一定涉及国有资产流失问题。那也许是人家的生产力释放了呢，不能把国有资产流失与否，与该企业的发展质量挂钩，这是扣帽子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