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非漫谈」贝宁高等教育助推减贫：如何借鉴中国经验(2)

贝宁自1990年开始民主化进程以来，制定了数十项国家减贫战略。尽管该国的人类发展指数（HDI）到 2017 年提高了 48%，但其 HDI 到2018 年在 185 个国家中仍排在第 163位，被列为“ 低人类发展”（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9,UNDP, p.300）。因此，如此多的战略和方案能否有效地帮助人们摆脱贫困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尤其在53%人口居住的农村地区（世界银行，2018）。农村地区的减贫似乎是该国任何发展战略的首要部分。
在过去十年中，贝宁的收入贫困率（以购买力平均每天 1.9 美元的门槛值）从2007 年的 33.3%上升到 2011 年的36.2%，到 2015 年上升到 40.1%，到 2018 年又上升到 46.4%。当我们考虑 30 年前几乎同一水平的国家，例如中国的许多成功案例时，贝宁的贫困问题显得更为突出。
如果说高等教育是社会发展的领头羊之一的话，那么人民的生活条件未能得到很明显地改善，是否说明该国家的高等教育对扶贫工作也无能为力呢？那么，被多数人认为在扶贫方面有不少成功经验可借鉴的中国，是否对贝宁这样的国家有启发的作用，换句话说，贝宁高教在减贫领域能学到中国什么？
本文的主要假设为“高等教育与减贫有直接的关系”，结合贝宁减贫相关研究，
总结归纳探索贝宁四所国立大学在扶贫减贫方面的功能,并在此基础上，针对如何借鉴中国发挥高等教育在贝宁脱贫减贫中的作用，提出几点启示。
一、高等教育与减贫研究
正如卢卡斯（Lukas, 1993, p.270）所说的，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人力资本——知识的积累，各国生活水平差异的主要来源是人力资本的差异。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在非洲国家什么程度的教育值得更多关注，一直引起激烈的争论。基于教育对私人和社会的回报，部分专家建议非洲国家以牺牲高等教育为代价支持初等教育，因为前者的社会回报被认为远远低于后者。因此，国际发展机构一直鼓励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将教育支出集中在小学和基本职业技能上。他们认为大学提供较低的公共投资回报率，并以穷人为代价使精英受益。
不过，近年来，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高等教育体系是减贫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高教体系中那些应对地方和国家发展挑战所需要的技术创新者和研究人员。只是需要三个关键因素的结合，否则高等教育不会对各国的发展产生真正的影响。首先，为了公共利益，大学必须作为一个连贯系统的一部分共同运作。第二，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必须公平，并允许来自弱势背景的有才华的学生入学。第三，教学、研究和社区参与必须满足地方和国家的主要发展需要。但鉴于大学目前的发展方向，这三个因素都不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