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大学堂——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现代大学(6)

天津博文书院校舍——北洋大学堂的诞生地
11月8日，王文韶与盛宣怀在《直报》上联名发布了一条“劝令加捐”的筹款启事，其中明确指出：“查前因天津设立头等二等大学堂……”
12月7日，英国人在天津所办的英文报纸《京津泰晤士报》（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刊登了两篇与北洋大学堂有关的报道，一篇名为《天津大学访问记》（A visit to the Tientsin University），该文在结尾处特地用汉字标示出“北洋大学堂”之名，另一篇名为《中国北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hina），在文中更是进一步标明了该学堂中文名称的英文译音——“Pei-yang-ta-hsüeh-t’ang（北洋大学堂）”。
由上可见，在北洋大学堂创办的当年，其“大学堂”的名称、性质与地位便已得到确认，而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被政府当局乃至全社会称为“大学堂”的高等学府。即使是在京师大学堂、山西大学堂等其他官办大学堂陆续成立之后，北洋大学堂在一些政府公文中也依然被径直简称为“大学堂”。
第四，北洋大学堂以完整的中等教育及大学预科教育为办学基础。
北洋大学堂在筹办之初，之所以要分设头等学堂（大学本科）与二等学堂（大学预科），就是为了在当时中国的普通教育尚未全面兴起的背景下，由二等学堂直接为头等学堂培养和提供合格的生源。二等学堂的学制定为四年，如此一来，“第五年起，每年即可拨出头班三十名，升入头等学堂”。然而，盛宣怀又考虑到，“若候至五年后设立头等学堂，实有迟暮之憾”，因此，为了加快人才培养的速度，盛宣怀和丁家立便决定直接“在天津、上海、香港招集头等学堂一班学生、二等学堂三班学生”，在此基础上迅速开办大学本科教育。
天津、上海、香港三地开埠较早，其近代新式教育也起步较早，各类新式学堂比比皆是，足以为北洋大学堂的两级学堂提供一定数量的合格生源。在最后实际录取的首批100多名学生中，尤以香港皇仁书院（香港最早的官办中学）、上海广方言馆（上海最早的洋务学堂）以及天津中西书院（由丁家立本人所办）这三所著名新式学堂的毕业生数量为多。
丁家立等人在主持招考工作时，要求极其严格，且尤为看重学生的英文与数学水平。如1895年10月在香港招生时，共有295人报考，但最终只录取了67人，其中仅有来自广东东莞的王宠佑、王宠惠兄弟2人首批被选入头等学堂，其余65人均只能暂入二等学堂学习。随后，丁家立在公告中表示：“此次取中之二等学堂学生，其中如有读过几何、代数等学，实因一时不慎，成稍为生疏，以致不能取入头等学堂者，正可及时用功温习，俟到津后再行复试补取可也。诸生勉之！”由此可见，丁家立在为头等学堂招选学生的过程中，既严格要求，又有一定的策略上的灵活性，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尽最大努力保证北洋大学堂的生源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