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放与鬼畜：浅谈《时间箭》与《时震》中的时间游戏(3)

要想理解这部小说，我们需要在读过之后，重新回顾自己的阅读体验。在小说的开头，我们并不了解这个主人公的人生。他起死回生之后的晚年生活虽然看似平静，但也充满疑云：他为何用假名生活？为何他已是垂暮之年，却仍旧在不断辗转？他在逃避什么？我们能看出他人生中的创伤体验，但并不清楚它们的来源。
随着“我”在从美国到德国的一路上不断更名改姓，最终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找回了自己的名字——托德·弗兰德利，主人公的过去也终于完全呈现在了我们面前：一个纳粹的军医，工作无非就是制造和研发新型毒气，在犹太难民身上试验各种手术，管理焚化炉和毒气室，确保它们像工厂的流水线一样高效运转。

尽管在阅读过程中，作为读者，我们都知道他在做什么，但解释权并不在我们这里。“我”从不停止叙述，“我”的声音压过了难民的声音，也压过了我们的声音。在“我”口中，托德变成了圣徒：他能从土坑里刨出数以百计的死尸，然后把它们统统塞进毒气室中，并赋予它们生命。奄奄一息的难民在他手下逐渐恢复健康，最终离开集中营，回到自己的故土。
这并不是谎言，而是真实发生的——因为大前提便是时间在倒流，这是文本层面的真实。刽子手变成了救死扶伤的天使，焚尸炉变成了赋予生命的圣地，而我们没有反驳的权力。先前所营造的戏谑感，此时便转化成了无尽的重压。
问题的关键在于，大屠杀可以这样写吗？人从口中向盘子里吐出热气腾腾的菜肴，然后端进厨房；从出租车上走下来，还能拿到司机给的车费；在路上抢走小孩的玩具，再拿到商场里换钱——这样的桥段读来当然会令人会心一笑。但这种手法被应用于集中营的毒气室之时，难道不是出格地残忍？尤其是在小说中的“我”充当着向导的角色，喋喋不休地对托德·弗兰德利的残忍行为作出点评和解释时，我们该如何忍受这种自以为是？
在《时间箭》中，创伤不仅仅发生在屠杀的幸存者身上，也发生在屠杀的策划者身上。从小说的只言片语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托德·弗兰德利在晚年所受的折磨：他会潜心于园艺之中，并在无人时独自落泪；他会像其他和蔼的老人一样，花钱给陌生的孩子买玩具以博孩子一笑（不过因为倒放，这反而变成了一种残忍的举动）；他也会独自去教堂忏悔。但时间之箭逆流而上，并没有足够的时间用来忏悔。直到回到奥斯维辛之后，创伤消失了。在自己的本职中，托德重新找回了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