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并不缺乏性教育，而是迷失在了传统与现代两套性别模式中

近年来，有关“性侵犯”和“性教育”的谈论越来越多。就像美国的MeToo运动在西方掀起了对性侵的揭露和控诉，未成年人性侵和恋童癖的新闻也变得层出不穷。很多父母和教育工作者因而变得焦虑，认为有必要将“性教育”提上议程。
这个语境中的“性教育”有着特定的目的，它旨在令被教育者建立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不成为带有强迫乃至暴力性质的性行为的受害者。因此，正如我们在各种媒体报道，各种校园及坊间的讨论中能观察到的，这种“性教育”的内容往往涉及“性行为”、“性成熟”、“性自主”等概念。并且，它往往采用抵抗性的话语：如何说“不”，如何反抗，等等。
世界上当然不是一夜之间多出了很多性侵者。但我们对于这些现象的关注也显然不能单纯地归咎于媒体的“蹭热点”，有关“性侵犯”的讨论热度很可能是一种“症状”——它反映出更深层的症结。然而，大多关于“性教育”的讨论并不触及这些深层的问题，这样的性教育有可能治标不治本，也就是说，它有可能无法实现那个令被教育者免受强迫性关系之伤害的初衷。哪些深层的症结？它们与特定语境下的“性侵”和“性教育”有何关系？这些是本文希望能略窥一斑的问题。
1.什么是性？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对于性问题的讨论常常围绕一个狭义的性概念展开，这些讨论的对象是与性器官、性欲、性行为等有关的现象。但无论是中文中的“性”还是西方语言中的sex的内涵都要广泛地多。
Sex源于拉丁语的sexus，它的辞源意义似乎并不十分确定，但对之最常见的解释是division。也就是说，sex从广义上说是“划分”。而在绝大部分社会中，最重要的“划分”就是两性的划分——绝大部分社会都把成员分成男的和女的。男性和女性的互补是最典型的构想和理解社会团结的模式。无论是生育意义上的互补，即男女结合繁衍后代；还是分工意义上的互补，如狩猎采摘、男耕女织，或是不同家庭和族群之间出于政治经济目的的联姻，都建立在最初的二分之上。这种男女区分和结合的范式体现在很多神话故事里，比如柏拉图的《会饮篇》里的那个大家当成浪漫言情片来看的神话：人一开始是雌雄同体的，后来被宙斯一分为二，每个从此变得不完整的人都开始寻找自己的另一半。
在中文里，“性”这个词最初的意思是“本质”，像在很多文化中一样，中国人将性别视作人的本质的一部分（亦即被很多女权主义者骂得狗血喷头的“本质主义”）。中国文化把这种二元对立和互补的本质主义推得无限远，周易以来的宇宙论就是建立在阴阳调和之上的，男女之间的互补只是这种调和的一种，万事万物都是这么调和而生成并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