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并不缺乏性教育，而是迷失在了传统与现代两套性别模式中(4)

今天之所以有越来越多的人对传统的性教育不满（尽管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仅仅以为问题在于性教育的缺失），是因为存在着“gender trouble”（性别麻烦），也即，广义上的性成为了一个问题。要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性教育，我们首先需要知道两性关系出现了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在本文的语境中，以性侵为症状。所有国内的性侵新闻，美国的MeToo运动，以及法国波兰斯基获奖所引发的争议，都只是冰山一角，只是导火线。背后的问题在哪里？
性侵是一种道德上绝对应该被谴责、法律上绝对应该被惩罚的行为——这是我们的第一反应。但其实“性侵”是一个晚近的概念，因为它需要很多现代社会中才有的观念预设。说“性侵”，这意味着存在一种非暴力的，你情我愿的，健康的性关系。这种经过双方同意的非暴力的性关系预设着自律的道德主体，男女平等，同意原则（consent），等等。所有这些前设都是启蒙以来的观念，而自由平等的个体之间的契约关系，就是现代社会的观念基础（规范性基础）。在这种社会中，两性的关系也被规范化为契约式的关系。因此，我们口中的“性侵”并不是普世的，只有在现代社会中和现代人的眼中才有“性侵”。
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的社会中没有关于性的禁忌和罪行，这更不意味着其他社会中不存在不建立在你情我愿基础上的性关系。但在那些社会，主要是父权社会中，这并不构成问题。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女性往往被视作财产，可以被用来交换和流通。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很多人类学家都是这样描述传统社会的婚姻制度的。在受到女权主义批判后，他们很无奈地说：我们所观察的那些社会就是这样来描述自己的婚姻制度的。在这样的社会中，性行为因而是男性的权利，而女性的性器官和生殖能力则是家族的财产。用最简单的女权主义理论来说，女性作为性别是被物化的对象，是工具，被父权社会用来繁衍后代。在这种社会中不存在“性侵”问题，因为在性行为中，有一方没有什么权利——她们没有什么时候想跟谁发生性行为的发言权。不会有人问她们：“你愿不愿意和你丈夫发生性关系？
你有没有享受性的过程？”和丈夫发生性关系和生儿育女一样是她的“天职”。
中国社会中有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女性的整个生育过程，从备孕（备孕这个说法本身就意味深长）、怀孕到生产、哺乳，所有的人，从家庭成员到街坊邻居，都有权利告诉她应该如何饮食作息。这使得以第一人称在经历这个过程的那个个体没有什么主动权，她受到各种道德绑架，变成一种家庭的乃至公共的“物”——一个需要时时受到监控的工具。此时的女性身体，也没有任何私密性。她最基本的主观感受都是不被关注的（“你不饿孩子饿”这样的话，绝对不是狗血剧里才会有的台词）。但从现代意识形态的角度，此时恰恰应该是女性通过身体来建立主体性的一个好时机：她在生理、心理和情感上都经历巨大的变化，而这是属于她自己的经历。成为母亲，本可以是女性“成人”的一个契机，但在我们的社会中，往往反而使她进一步被“他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