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蓝评《软弱的反叛者》｜现代性裂谷中的太宰治(3)

既然太宰的自我肯定无法通过自我上升——“利己”——来实现，那么留给他的便只剩“为他人”这一途。实际上，“不能为自己，必须为他人”正是太宰坚持一生的伦理原则，这一原则来自他童年作为大户人家第四子的经历——无法确认自身存在究竟有何意义，同时也因生活无虞的客观条件而使这无意义感进一步加强。
换言之，早慧如太宰其实早已进入克尔凯郭尔所言“独自面对上帝”的状态，但他又无法像亚伯拉罕，或至少是一生大部分时间中的三岛那般成为“信仰骑士”，在试炼中“葆有信仰，并且是对此生幸福的信仰”（克尔凯郭尔：《恐惧与战栗》，赵翔译，华夏出版社，2017年，22页）。他所认定的幸福，是“正像沉入悲哀的河底的熠熠生辉的沙金”（《斜阳》，竺家荣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117页），即便存在于此生，也只能是匆匆一瞥，或是通过彻底的下降才能触及。
奥野健男正是通过这种“下降倾向”，来把握太宰一生的轨迹。从太宰背离家族，一度参与共产主义运动但不久后便放弃逃离，到遵照老师井伏鳟二之建议与普通女子成婚，却依然无力维持一个正常家庭，他在生活中的每一步都是“每况愈下”——更不用说饱受诟病的“自杀成癖”。然而他的创作之路却并非一路下降，反而“宛如无趣的抛物线”，“在下降的前方存在一种预定的上升”（42页）。尽管他在早期即完成充满对人生之厌弃与毁灭意识的作品如《小丑之花》《晚年》，却会在被送入精神病院后复出创作《二十世纪旗手》《女生徒》这样或昂扬或精致的令世人满意之作。他终究还是戴上了假面，并以此将自己的生命延续到不惑之年——在更早年纪写下《假面自白》的三岛，倒也有理由嗤笑他。
然而最终，太宰的下降还是来到了极致。“若是陀思托耶夫斯基不认为罪与罚是同义语，而是以反义语的姿态一同并列着呢？罪与罚，这是绝不相通而且是水火不容。”（《人间失格》，117页）独自与上帝周旋许久的太宰，终于在这部“天鹅之作”中给出了自己对基督教精神，乃至所谓“人间”意义的破坏性顿悟：有罪则无罚，有罚则无罪。“太宰如今满心渴望神罚。此时此刻，他心中最大的敌人就是那个向人们灌输‘爱邻舍如同自己’这种不可能执行的教诲的‘耶稣’。太宰心中必然渴求着‘负面的十字架’与‘颓废的十字架’。”（49页）换言之，当早早便已否定自我、背负起原罪的太宰最终完成对作为救赎之路的“为他者”的证伪，他的下降之路也终于来到了尽头——将有神罚为他涤清罪过，引领他飞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