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蓝评《软弱的反叛者》｜现代性裂谷中的太宰治(4)

文学是否只能是巧言令色？
《太宰治传》是一部非典型评传，在对太宰治的生平与思想进行总体性考察之后，奥野健男又调转笔锋，对太宰治的主要作品一一点评。这自然与奥野健男写作这本传记的动机有关：“我写作此书的动机在于我精神内面无可抗拒的必然性。”这种精神的必然性让他无法把自己从太宰文学中抽离出来。他只有通过更细致的梳理，才可能解决作家与他所有诚实的读者都需要面对的精神性诘问：一种悖逆于日常规则的文学经验，是否旨在创造一座或抵抗或升华于惨淡生活的堡垒；还是文学，只能是一种巧言令色？
关于“巧言令色”的讨论古已有之，但在这个时代，我更愿意把它归于台湾地区作家林奕含名下。在其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访谈视频中，她提出了“会不会艺术从来都只是一种巧言令色”这一问题，而仅仅一周后，她便选择自我了结——从这一点上，这个问题便是她的“天鹅之问”。我们甚至可以说，近乎自残式的自我剖析之作《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同样也是一部世俗经验中的“下降之作”——其指向只能是无尽的深渊。
然而一定有人不同意我将林奕含与太宰相提并论，因为太宰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巧言令色之徒”。对太宰敬重有加的奥野健男并不避讳其借谎言为自己解围的做法（《火鸟》原稿“遗失”一事，见311-313页）。即便是回到文学层面，太宰的假面，也体现在他那些故作积极姿态或刻意轻描淡写的作品当中，甚至在《创生记》一文里，他直言自己“崇信巧言令色之德”，“发誓忠诚于自己所表达的谎言”（91页）。而就像太宰因生活自理能力欠缺而常常使谎言露出马脚的拙劣，他“巧言令色”的文字，也因其执拗于自白体而显出破绽。
但正如《太宰治传》最后，奥野健男“将太宰文学从此前的被告席位上摘离出来，放到原告席位”（324页），我也打算对太宰之“巧言令色”做一些辩护。太宰并非诈骗犯，他甚至不是以制造幻觉为生的魔术师，他给自己的定位始终是逗人愉悦的小丑。他的谎言从未试图掩盖什么，反而意在彰显——张扬自己的虚伪、困惑与不安。也正因此，太宰不可能通过他的文学实现任何“权力意志”，不仅因为他走上的是一条下降之路，还在于他从不呼唤他者与他走上同一条路——显然有别于“我试图用困惑、危险、失败来打动你”（博尔赫斯语）。即便他曾在小说中宣称“人类是为爱情与革命而降生于世的”（《斜阳》，109页），但除了自我毁弃，他始终无力经营任何裹挟他者的“革命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