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与波伏娃的爱情神话是一场糊弄了许多人的骗局？(6)

既然透明化的结果如此痛苦，为何还要向一切保持透明？毫无保留并恬不知耻地存在，以便将自己一劳永逸地从内心世界衍生出的“那片长满了羞耻心的至高无上的地带”中解放出来，这就是我们在波伏娃的《女宾》中所读到的答案。关于爱情及其他所有的罪恶感，都被一并丢弃在了秘密里。不得不说，这与西方传统爱情观已严重脱节到了难以衡量的地步，尤其与但丁在《新生》（Vita Nova）中所塑造的十三世纪宫廷爱情典范大相径庭。爱情成为了秘密的一部分，男人们甚至还要拿别的陷阱、别的女人去掩护，不断地隐藏自己欲望背后的真实动机。秘密、畏缩、矜持等各种曾经与贵族相关的标签，在二十世纪萨特主义新规则下，摇身一变，成为了一桩桩罪行。

萨特与波伏娃
凭借另一个人的肯定，便可以认定自己完全的清白无罪，甚至所作所为都完全合乎情理，哪怕是行为或想法里最不光彩的黑暗面。在萨特和波伏娃这对组合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个人生活作风的糜烂与思想道德的严守戒规怪异地混合在了一起，以及伊甸园式的身心结合与具有革命性的禁欲思想也奇怪地结合在了一起。于此，我们在年迈的萨特身上得到了认证——晚年的他转向了共产主义，却受到越来越多左派政客的质疑。1975年，萨特向自己年轻的粉丝米歇尔·孔塔说道，“我曾有过一次光芒四射的存在，它没有太多的激情，更没有内心波澜，也没有秘密”。
萨特如何成为新型爱情关系的代表？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作者，他们本身，既从未将一夫一妻制认定为资产阶级的特有标志，也从未将多配偶制——旧时代产物的不幸重现——定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奋斗目标之一。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甚至将排他性的爱情定义为性爱交易的一种高级表现形式，将婚姻定义为现代社会带来的一次最为显著的道德进步。一旦私有制被废除，“我们就可以有理有据地确信”，这位马克思的战友写道，“一夫一妻制，不仅不会消失，甚至还会第一次真正地得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