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借腹生子到国恨家仇：代孕叙事是如何被割裂于生育史之外的？

记者 | 赵蕴娴编辑 | 黄月1
郑爽张恒事件引发了大量关于代孕的讨论，人们的关注点聚焦于代孕产生的伦理问题、中国目前的代孕规制，以及商业化代孕对女性和儿童利益的损害。但如若查找文献，我们会发现十几年前的代孕问题研究和今天的讨论范围几乎相同，有关伦理法律的理论之争浩瀚如烟，而关于现实的描述总是支离破碎，散落在时间的轴线之外。我们很难知道，代孕问题是如何发展至今天这一步的。
想要了解当下，总是无法绕开过去。当代孕的历史被淹没在激荡的现实与喧闹的声浪中时，我们回到文学，冀望捡拾几块时间的贝壳。观20世纪30年代的乡土文学，代孕问题野蛮地从“典妻”中浮现出来，继承了“五四”思想的新一辈作家不耻于“吃人”的“借腹生子”，而新世纪作家却以中日战争、文革等历史为背景板，将女性重新锁进“大地之母”的角色中，这种用历史架空历史的叙事失败在莫言的小说《蛙》中得以巧妙呈现：莫言的《蛙》无疑是一部生育史，而整个故事的讲述者蝌蚪却因无力反思这一沉重的历史导致了两种失败——一个是自我救赎的失败，一个是叙事的失败——作为丈夫和父亲，他因软弱在计划生育中失去了妻儿，却错误地通过找人代孕生子来赎这份罪，造成了另一种他无法认知、无法讲述的悲剧。
“典妻”与“借腹生子”：女性的自我与名分之争
如今人们讨论的代孕一般指人工授精代孕和试管婴儿代孕，代孕母亲不需要和委托方发生性行为，但在这些代孕技术出现之前，有性行为的“借腹生子”早已存在。“有我的使女辟拉在这里，你可以与她同房，使她生子在我膝下，我便因她也得孩子。”西方将代孕上溯至《圣经》故事——拉结嫉妒姐姐利亚为她们共同的丈夫雅各生了四个孩子，自己却难以怀孕，便如是将自己的侍女辟拉献上，以求得子。中国的借腹生子故事则常常与“典妻”关联。
所谓“典妻”，便是将自己的妻子按一定期限租与别人。受典者大多没有儿子，租妻便是为了延续后嗣。据清人徐珂的《清稗类钞》，典妻在吴越之地时常发生，成俗久矣。民国时期，在“五四”精神的影响之下，冥婚、人肉药引等“吃人”陋俗成为文学揭露和批判的对象，典妻也不例外，20世纪30年代，左翼作家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与乡土作家罗淑的《生人妻》即以此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