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借腹生子到国恨家仇：代孕叙事是如何被割裂于生育史之外的？(4)

《蛙》莫言 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9-12清华大学卫生法博士刘碧秋在《我国代孕的立法与司法问题》一文中提出，现有对代孕问题的讨论，不论是权利、尊严还是经济分析的进路，都没有抓住中国人对生育“最核心、最本质”的理解。带着20世纪的血腥战争以及计划生育造成的创伤，中国人对生育的复杂情感恐怕不是传宗接代、种族延续、天性自然所能统摄的，它还涉及一种“更日常的、生育本身的尊严”。正如刘碧秋指出的，代孕在中国被“一胎”政策嵌入了独特的语境，抛开其余伦理问题不谈，一方面代孕合法化会扰乱“一胎”政策所代表的国家人口治理术，另一方面却从补救该治理术所造成的“失独”问题中获得了正当性。
对当年的悲剧，蝌蚪觉得只有生一个儿子才能“赎罪”，姑姑也觉得帮这个计划外的孩子名正言顺地出生能够补过，于是，全乡人在小说第五部分上演了一出合骗陈眉、夺走孩子的闹剧。他们渴望洗清自己手上的鲜血，却没想到这救赎是另一种荒唐和残忍，罪恶牵连着罪恶。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李松睿如此评论小说《蛙》：
“当蝌蚪为一种形态的‘生命政治’对‘生命’的压抑而忏悔时，他正在成为另一种形态的‘生命政治’的帮凶，再一次荼毒‘生命’……（两者）对‘生命’的态度不同，但却分享了共同的逻辑，即通过对‘生命’的掌握来实现某种‘政治’目的，只不过前者时候为了‘国家前途，民族未来’，后者则是为了资本增值。”
反思与叙事无能：代孕故事中的历史缺位
有趣的是，《小姨多鹤》和《蛙》中都浮动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暗影，尽管它日落西山，但依旧在大地上留下一片阴影。对此最简单的解释是，似乎只有在叙事中掺入更泯灭人性的战争作为背景，流产、借腹生子、代孕等有违人伦的情节才能获得谅解。多鹤作为日本女子为中国人传宗接代，带有一种强烈的政治性赎罪意味，也唯有她是战败了的日本人，“一夫二妻”才在新社会情有可原。只不过严歌苓没有把这种民族对民族、国家对国家的赎罪作为多鹤的动机，多鹤和她笔下的许多女性角色一样有着无可救药的单纯，她所做的事全都出于私人的爱——爱男人、爱孩子。在曾经的敌国生活，多鹤从未想过融入中国社会，却“因为致命地爱上了张俭，不加取舍地接受了他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