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借腹生子到国恨家仇：代孕叙事是如何被割裂于生育史之外的？(2)

《为奴隶的母亲》柔石 著除了宣扬个体的独立自由，“五四”对“人”的另一项重要发现在于把女性当作人来看，立志于将女性从贤妻良母的身份中解放出来，让她们堂堂正正做一个人。柔石没有让春宝娘（《为奴隶的母亲》）像卖草人的妻子（《生人妻》女主人公）那样逃跑，他通过春宝娘被典后的故事讲述了传统代孕方式对女性的伤害：春宝娘被迫与自己原来的孩子春宝分离，在新家被秀才的正妻百般刁难，忍气生下秋宝后又被剥夺母亲的身份，只能当孩子的婶婶，等典当期限一到，她又要二次经历母子分离，回到家中，春宝也不再与她亲近。春宝娘虽然逆来顺受，不如《生人妻》女主人公那么具有反抗精神，但这两篇小说无疑都对女性作为人的遭遇抱有义愤和同情。作者没有把她们套进妻和母的壳子里，为了让这些壳子显得光辉神圣而改造她们愤怒、屈辱和痛苦的能力，相反，藉助“借腹生子”这样有悖常伦的情节，小说对“从来如此”之事提出了质疑——从父从夫不是天经地义，而在“吃人”的父权社会为母，不过是当奴隶。
严歌苓的小说《小姨多鹤》同样讲述了借腹生子的故事。比起这两篇30年代的小说，严歌苓的语言和叙事自然更新，但思想上却绝看不出对“五四”有什么继承和发展，倒不如说是大踏步后退。小说主人公竹内多鹤是日本战败后被抛弃在中国东北的孤女，她几经艰难，逃过死亡，最后被装进麻袋卖给张家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生下了三个孩子。坎坷的身世再加上后来经历的种种政治运动以及家庭纠纷没有激起多鹤的怨恨，反倒牵引出严歌苓所崇拜的女性气质以及她信奉的“女性主义”——坚韧、忠贞、跪着宽容一切，换句话说，近乎消灭了自我的任人宰割。
多鹤一面要微妙地平衡她与张俭之妻朱小环的关系，一面又要以饱满而纯真的热情去迎合张俭的情欲，同时还得为三个孩子无私奉献。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讲师马兵在评论这部小说时说，“小姨多鹤”的称谓暗示了多鹤“名分的尴尬”，“但无妨这个韧劲十足的女人依凭身体次第展开的母性、情人性和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