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借腹生子到国恨家仇：代孕叙事是如何被割裂于生育史之外的？(5)

历史就这样与人物分割开来，漂浮在故事背后，偶尔在有需要时为故事提供一点合理性与刺激，却无力成为故事的一部分。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曾在《拼贴、讨巧与落后的女性观：严歌苓笔下的大历史小人物》一文中分析认为，严歌苓擅长写大历史下的小人物，但历史于她的叙述而言只是“一层简单的包装纸”，“为故事添一圈光环”。因而，这类历史叙事总是失败的，它飘飘悠悠，轻轻一吹就飞走了，没有厚重之感。

1983年北京街头的计划生育海报。来源：视觉中国《蛙》中的文学爱好者蝌蚪遭遇了同样的失败。莫言的《蛙》由五部分组成，前四部分是蝌蚪为写作姑姑的一生收集的素材，第五部分是蝌蚪最终创作的小说同名剧本，每一部分开头都有一封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信。按原计划，蝌蚪应该在剧本中有序地呈现姑姑的一生，前四部分的素材积累也依时间顺序展开，一切清晰稳当，但第五部分的戏剧没有呈现姑姑的一生，只能勉强看作对第四部分代孕生子的补充，时间在这里戛然而止，线性而有逻辑的故事变成了几个混乱的场景。作为整个故事的讲述者，蝌蚪在这里陷入了叙述的无能，好像他对自己、姑姑以及所有高密人罪与孽的反思冲垮了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一部生育史的书写最终失败。
李松睿认为，这种失败是因为无力认识现实。当蝌蚪得知杉谷义人是当年侵略高密乡日军将领的儿子后，他开始在信中展示自己在道德上的优势，宽恕为父忏悔的杉谷，并表示当今世界最欠缺的就是杉谷这样正视历史的精神，“如果人人都能清醒地反省历史、反省自我，人类就可以避免许许多多的愚蠢行为。”然而，在第三封信里谈到计划生育时，蝌蚪又显示出有悖此精神的优越感，相信可以为了地面上的雄伟的建筑而忽略建筑下的“白骨累累”。故而他的反思总是残缺的，以致推倒出用黑市代孕来为自己赎罪的方案，姑姑等人莫不如是。高密人深感罪恶，却不敢也不能细想其由来，最后为了金盆洗手而把孽债抛给最弱者，用牛蛙养殖场里的黑市代孕来粉饰蓬勃的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