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逸：作古诗词曲弃格律少用典，乃当代古诗词曲创作的必然趋势(14)

古往今来的文化人都说诗要多改，这是对的！唯独袁枚反说，《随园诗话》卷三：“诗不可不改，不可多改。”实际上这种不能多改就是对灵感与性灵的珍视。改多了就使美好的灵感破碎或完全“消灭”了！这对诗人来说是一种事体不小的可怕损失。这是袁枚对“性灵”的尊重，可见袁枚不愧是性灵派中深深知虚实的老作手。
（10）古人律诗只讲了声音的平仄，而并不讲究一句之中相邻之字间的声音的对比关系与口齿调和，协顺等问题。也就是不从理论与实践上来理会一句中每字读音的铿锵错落与语音协调配合等问题。如最讲声律的周邦彦写旧地重游的《瑞龙吟》有句云“探春尽是，伤离意绪”，后一句的平仄是合了按谱填词的格律，但读起来完全像绕口令一样，是非常不顺畅与拗口的。也就是“离、意、绪”三字极易混同的韵部与发音部位粘贴搅和到一起了，这哪里还有诗词音调的铿锵呢？又如非常讲究词律的吴文英的名作《莺啼序》中的句子“水乡尚寄旅”，“寄旅”一词让人读之不畅适，不铿锵。又如音律老手姜白石的被历代认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唱《疏影》中的句子“那人正睡里，飞近蛾绿”，“蛾绿”二字读来在声音上稍嫌拗口吃力。我的整体感觉是，不以声律为第一，以表意为首要的北宋及南宋初年之词，反而读起来铿锵上口。
南宋中后期所谓精通音律的姜白石以下的吴文英、史达祖、高观国、蒋捷、张炎等，所谓音律婉约，其结果是个个的词读起来都那么像谜一样的绕口令（姜白石还有几首好词）。明清的词大多走入丧失了音乐生命的音律躯壳的路子，结果大都变成“为赋新诗强说愁”的音律粉碎机中的语言碎片，与宋词比，同样谈不上铿锵，并多有意浅拗口之嫌。以此，而少有人读（明清也有几人冲出了“拗口的语言碎片”的范围，如纳兰性德《纳兰词》，龚自珍的词、文廷式、蒋春霖、郑燮、朱彝尊、陈维崧的词也比较好）。
郎廷槐《师友诗传录》中张实居答郎廷槐云：“今人作诗，但论平仄，而抑扬清浊，多所不讲，似亦非是。”我们从古往今来的很多诗词看，讲了平仄，其句读也未见得铿锵。所以杜甫、东坡的律诗多拗体、拗句。“拗”就是为了挽救灵感，挽救铿锵，而不得已的“破律”之举！我们认为，诗词曲的读来铿锵与否，与平仄只稍有些关系，但更重要的是诗句中相邻的每一字，其字音的口形与发音部位，如唇、舌、齿、喉、腭的发音，相互是否在口形连贯变化中调顺错落，这比平仄还重要得多！也就是说，后者对句读中的音调起到了更关键性的作用，而旧诗词曲的格律与平仄只关系到每字读音的调值高低，却闭口不问句读里口形连贯变化中每字的调顺与否、发音部位与其清浊的相互关系。固定平仄为死的系统，注意诗句读音调顺为活的把持，一个呆呆的死系统怎可以说对诗词曲音读的铿锵关心入极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