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逸：作古诗词曲弃格律少用典，乃当代古诗词曲创作的必然趋势(30)

加之他23岁以前（大学毕业）的大好时光，还必须要应对学堂要求的各门学科，就更不能像古人那样，从小儿开始就背诵通本古书了。这古人要求背书，一是书少，年少可以背诵；二是借书不易得，必须背诵；三是科举考试中的“经义”与“帖试”等也必须背诵。所以，古人与今人比，在某些古书上，应该说，古人下的功夫要大得多。今人就是想如古人一样杰特之志铮然，在某些古书上下那么大的功夫，当你起如此念头时，已是23岁后（大学毕业），记忆已在如此社会中开始杂乱，有书也难背了！之后又正是你青春拼打天下的艰难时期，你还要寒日吊影中，应对快节奏的生活、事业与工作。看来，今人尘累太重，一生似都是不可能用古人的方法与动力去背诵古书的了。今人对唐宋以前的古书能通读，就已是天大的好事了，但这种通读的方法，就是能通读两遍（基本不可能），也只能对那些典型与突出的事件有记忆，但对一些人物的小行为（诗典就偏爱用许多小人物的小行为），却也是大多记不住的。
如李白、杜甫、苏东坡诗，我至少都通读过两遍以上，但对宋、元、明、清及近代某些诗句为李杜苏诗化出，很多时候却也是回不过神来的。这里，我们把宋以前的典故称为“古典”，宋到清末的典称为“近典”，清末（1911年）到现在的称为“今典”，这三部分的典故，没有哪一部分是少了的。但相对来说，“古典”真还要少一些，今典却浩如江海。前不久一位朋友写来一诗中有两句各用一典：“为官不肯过六百，谋蜀岂能囊五万。”前一句，我当然知是指“六百石”小官，却不能记住为哪一位汉代高士之行为，是谁之典了。为了写此文，我方苦查到为《汉书·两龚（龚胜、龚舍）传》：“（邴）汉兄子曼容亦养志自行，为官不肯过六百石，辄自免去，其名过出于汉。”但对于诗的下一句，我却不知所云了。就连此典是什么时代都说不出。但我有了查到上一句“六百”为典的底气（因两个典完全不知，怕被人笑话），便打电话询问诗人，诗人才说，此典乃1929年蒋介石派其干员曾扩情入川活动刘湘，劝刘与中央同心同德，振兴四川，曾扩情走时，刘湘馈赠“程仪”五万银元之事。
我问他出自什么地方，他说出自曾扩情朋友的回忆录。我作为四川人，一生虽潦倒粗疏，读书也不算太少。曾扩情为蒋介石图川，活动刘湘一事也还知道，但曾氏怎样具体活动与周旋，刘湘又怎样送“程仪五万”之事，我却闻所未闻。东坡时代还可以指责别人——某书未读为耻。但我们这个时代，天下书之一角，就多得任何人也读不过来了。类似我上举的“今典”，书读得如陈寅恪那么多的，也可能是茫然不知不晓的。难道陈先生就耻辱吗？就我自己而言，写古诗就是常常典到口边，我也基本不敢用，因为明知外人，甚至大教授也差不多读不懂，那这种典我敢用吗？说起大教授并非能全读懂“古典”，外界可能还不信，这里可讲一个故事。1965年10月，全国“社教”运动中，四川省委领导的某大学社教工作团，在其校中文系教师中抓出了“反动文化人”曾缄先生。曾先生1947年曾任此大学中文系主任，作古诗多且精，用典也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