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逄锐之」权力转移、地理距离与大国战和关系(2)

本文将着力探讨这一问题。通过加入地理距离因素，本文试图增强权力转移理论的解释力，这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和理解正在发生的中美之间的权力对比变化。
二 权力转移理论的渊源、内容及其批评
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当守成国受到崛起国挑战时，两国之间往往难以避免发生冲突甚至大规模战争。而不论是权力转移理论学者还是其批判者都鲜有提及地缘政治因素。
（一）权力转移理论的渊源与基本内容
早在古希腊时期，修昔底德在论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深层原因时指出：“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这一论述被视为权力转移理论的最早来源，被其他学者引申至其他大国关系。由于守成国和崛起国间往往存在严重的利益矛盾，并有发生军事冲突甚至战争的可能，有学者将二者间的紧张关系称为“修昔底德陷阱”。近代历史学著作中不乏类似的叙述。爱德华·卡尔（Edward Carr）提出了“和平变革”因“满足现状者”和“不满足现状者”的冲突而难以实现；“国际秩序运行”的假定是由“一个强大的国家创造出来”的，而“随着这个国家的相对或绝对衰退，这一假定也被摧毁了”。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提出全面战争之后会出现喘息期，而后形势恶化，出现“补充性战争”，直至权力转移完成，新的体系建立。
而A.J.P. 泰勒（A. J. P. Taylor）认为德意志帝国的崛起对欧洲均势产生冲击以及其具有改变现状意义的“世界政策”带来不稳定状态。
A.F.K. 奥根斯基（A. F. K. Organski）1958年的《世界政治》一书首次系统阐述了权力转移理论，在接受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将民族国家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体，主张国家权力作为研究国际关系的基本变量的同时，奥根斯基对均势理论的其他要素进行了批判，否定了将结盟看作国家增加权力有效手段的观点，认为国家权力的根源在于由工业化带动的内生性权力增长。
奥根斯基提出了6种权力要素：地理条件、资源、人口、经济和政治发展情况以及民族士气。然而，在实际论述中以奥根斯基为代表的权力转移理论学者并没有提及地理因素。奥根斯基与亚采克·库格勒（Jacek Kugler）将国家的权力要素进一步确定为：（1）民族国家中能够工作和从事战争的人口的数量；（2）有效人口的技术与生产力；（3）政府体系动员人力以及物质资源的能力。两人共同构建了计算国家权力的公式，其主要衡量工具却没有体现这些因素，而是使用了国民生产总值（GNP）。在《权力转移》一书中，罗纳德·塔门（Ronald Tammen）、库格勒、道格拉斯·莱姆基（Douglas Lemke）等人继承了《战争细账》中的权力计算方法，只是将国民生产总值改为国内生产总值（GDP）。地缘和地理因素淡出了权力转移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