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逄锐之」权力转移、地理距离与大国战和关系(4)

然而，无论广义还是狭义的权力转移理论学者都鲜有深入地讨论地理距离因素。虽有一些权力转移理论者简短地提及地理距离的影响（如奥根斯基、库格勒和科普兰），但从未系统地将这一变量引入其理论分析。他们似乎并未注意到所分析的战争性权力转移案例几乎都是同一地区内的权力转移，而唯一被经常提及的权力和平转移——美英权力转移——发生在不同地区大国之间。
（二）对权力转移理论的批评
权力转移理论的批评者大多未触及该理论对地缘政治的忽略，其批判集中于其现状国家—修正主义国家二分法，或是通过增加其他国际关系经典理论的变量（如联盟、角色、经济相互依存等）修正权力转移理论。
许多学者认为权力转移理论对现状国家—修正主义国家的二元划分有很大问题，将某一国家简单地定义为现状国家或修正主义国家并不适宜。守成国并不一定是现状国家，崛起国也并不一定是修正主义国家。冷战后，美国是守成国，但其“并未扮演一个‘现状国家’的角色，相反，它利用其优势地位扩大影响，加强了相对于潜在对手的势力，并处理具体的安全威胁”。金宇祥（Kim Woosang）认为，权力转移理论侧重于内生性增长而忽略了联盟的作用。只有当现状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之间发生总体权力转移时战争概率才会增加。而通过适当调整联盟（解散或缔结联盟），权力转移战争能够避免。查尔斯·多兰（Charles F. Doran）认为，当权力转移发生时，一国的权力资源和其现有外交地位产生张力，如果各国做出相应调整使其权力资源和国际地位产生新的均衡，则战争可以避免。
许多学者认为紧密的经济、社会、人文交往关系，共同的语言、历史、种族纽带以及全球化带来的广泛合作等都能够缓解权力转移带来的体系压力，从而避免战争。朱志群认为，这些因素是英美间权力和平转移的重要原因。只要权力转移的双方不将对方视为严重威胁，权力和平转移便不难实现。此外，核威慑、内部制衡和软制衡等因素也有助于避免战争。大多数学者承认核威慑对国际关系的重要影响。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认为“拥核国家之间爆发大规模战争的概率几乎为零”。核武政治能够降低拥核大国之间权力转移战争的概率。还有学者认为，崛起国与守成国对抗的方式并不一定是武力，它们可以采取“内部制衡（internal balancing）”“软制衡”等方式避免战争。权力转移理论的批判者亦将这些因素加入其对该理论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