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逄锐之」权力转移、地理距离与大国战和关系(5)

从方法上，有学者指出，权力转移理论缺乏历史研究，因此并没有论述该理论究竟能否被其所引述的案例所证明。此外，以奥根斯基为代表的权力转移理论学者也在不断修正其理论，很多学者都认为崛起国和守成国在权力持平阶段最易发生战争，并对两国权力比值达到何种程度时权力持平发生做出了定义，但并无突破性发展。
这些批评者的观点各有道理，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1）过于侧重分析特殊案例，这减弱了理论的概括性；（2）注重量化分析而缺少因果链条分析，如金宇祥关于权力转移与联盟之间关系的观点，这削弱了理论的详细性，无益于区分相关性和因果性，更无益于因果机制的分析；（3）通过叠加有助于和平的变量来批判权力转移理论，以论证权力转移有可能以和平方式解决，如历史、文化联系、经济相互依存、对于民主价值观的认同和核威慑的可靠性，这减弱了理论的简洁性和杠杆力。
最重要的是，这些批评者没有认识到，权力转移理论的最大问题在于忽视了地缘政治因素，没有系统论述地理距离对权力转移与战争爆发之间关系的影响。
奥根斯基等人对地缘政治因素的忽略有三点原因：首先，这些学者大都没有深入分析权力转移与战争之间的因果链机制。他们很少进行严格的案例分析和因果链机制分析。艾利森主要以案例分析的方式对“修昔底德陷阱”进行了探讨，但只侧重于历史描述。科普兰的因果链机制分析较为完备，但他将美苏冷战与两次世界大战同归为“大战”的做法显然欠妥。美苏之间的权力转移虽然导致其关系数度紧张，但两国之间并没有爆发正面的军事冲突。
其次，奥根斯基和库格勒在分析权力转移案例时，只挑选了1860-1975年处于“中央体系（central system）”的大国进行配对，而未考虑“边缘体系（peripheral system）”国家。按照他们的划分，英、法、德、俄一直在“中央体系”，日本、中国和美国分别于1900年、1950年和1940年进入该体系，而影响有限的意大利却一直处于该体系中，奥匈帝国则在1860-1918年处于该体系中。这样的配对方法犯了欧洲中心论的错误，几乎忽视了其他地区大国崛起的过程，从而忽视了大多数不同地区间大国权力转移的案例。按这种划分方式，英美之间的权力转移甚至也被忽视。塔门和库格勒等扩充了权力转移的案例，将“边缘体系”的国家相互配对来分析权力转移的影响，但其涉及的地区间大国权力转移仍然只有英美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