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逄锐之」权力转移、地理距离与大国战和关系(14)

（一）德俄权力转移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根据国家能力综合指数，自1895年后，俄国国家能力达到德国的80%（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未能反超）。1910年左右，这一比值已达近90%。1910年后，俄国的军事装备有所改进，军队规模有所扩张，军队组织形式有所增强。俄国在法国的金融支持下，开始重建波罗的海舰队，并开始修筑通往波兰的战略铁路。经过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经济状况开始好转，德国和其他欧洲观察家都对俄国的经济发展印象深刻。德国决策者认为，如任这种趋势继续下去，不出数年，德国将再也无法遏制俄国。
由于地缘上的临近性，权力转移使俄德两国开始具备战略层面的矛盾。很长时间以来，两国没有直接矛盾，战略矛盾也不深。俄国的战略、外交与国家安全受益于德国与英、法的均势，德国亦未将俄国视为主要威胁。然而，随着两国间权力的接近，此种情况发生了改变。对德国来说，俄国的崛起威胁着东普鲁士地区，威胁着德国在中部欧洲的地位，威胁着“施里芬计划”的实施，法俄同盟又使德国处于“他国结盟的梦魇”之中，深忧于两线作战的可能；俄国支持泛斯拉夫主义、支持塞尔维亚，这对德国的唯一大国盟友奥匈帝国产生了巨大威胁。而对俄国来说，德国是俄国扩展中东欧影响的首要障碍，因其对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支持，德国成为俄国在巴尔干地区扩张、控制土耳其海峡（该海峡是俄罗斯对外贸易、获得外界战略物资援助的最重要航道）的最大障碍。
德俄之间的权力转移加剧了两国的战略矛盾和安全焦虑。俄国通往中东欧的战略铁路将大大提高其战争动员的速度，给德国带来重大威胁。俄国动员速度的提升直接威胁到“施里芬计划”的可行性。按照“施里芬计划”，一旦战争爆发，基于俄国缓慢的动员速度，德国可以首先集中优势兵力在六个星期内击败领土面积和回旋空间较小的法国，而后再将军队调至东线与俄国作战。如俄国实力进一步增长，战争动员速度大幅提升，则会出现“我军未及巴黎，而俄国人已抵柏林”的情况。于是，恐俄情绪和宿命论（fatalism）开始在德国决策者中蔓延，支持针对俄国进行先发制人的预防性战争的决策者日益增多。很多决策者认为，如果不及早解决俄国问题，德国将面临“战败与灭亡的双重威胁”。
随着德国对于俄国国家实力的相对衰落，其更加需要盟国的支持。这使得德国与奥匈帝国的安全高度捆绑，形成了联盟连锁效应。奥匈帝国的安全对“施里芬计划”的有效实施亦至关重要。德国需要奥匈帝国在战争初期拖住俄国，直到德国击败法国，将兵力调至东线。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奥匈帝国处境困难。虽然其经济稳定增长，但衰败却是不争的事实。影响其国家实力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境内的斯拉夫民族问题。随着大塞尔维亚主义的兴起，塞尔维亚企图联合奥匈帝国境内斯拉夫人集中的地区建立一个“大塞尔维亚”国家。这一企图在1908年奥匈帝国兼并波斯尼亚之后更加明显。塞尔维亚在两次巴尔干战争后国力增强，开始加强泛斯拉夫主义的宣传和行动。一些民间和半官方的带有恐怖主义性质的秘密组织也在塞尔维亚成立。这严重威胁到奥匈帝国的国家统一与安全。对于维也纳来说，塞尔维亚代表着国家安全与国家生存双重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