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逄锐之」权力转移、地理距离与大国战和关系(26)

同时，守成国更加需要盟友和伙伴的支援，因而也容易陷入为盟友和伙伴的战争中。而在不同地区大国的权力转移中，由于地理隔离，横向压力与安全困境较弱。在权力转移发生时，双方对战争结果有着相似的预估——在对方所在地区与对方发生冲突，己方胜率极低。这种预估减弱了战争的可能性，也使得预防性战争失去了“预防”意义，从而进一步减小了权力转移战争的可能性。由于横向压力较小，双方亦无意卷入其在对方所在地区盟友、伙伴或殖民地与对方的冲突和争端，因而连锁效应减弱，这也减低了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即使两国都采取对抗性政策从而引发危机，地区间权力转移导致战争的概率亦较小。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权力转移理论对地区间的权力转移完全没有解释力。在经验数据中，有两起不同地区间大国权力转移伴随战争的情况。在这两个案例中，往往是域外大国A在权力转移另一方大国B已在其地区内与其他大国发生战争时介入战争。同时，如果将权力转移战争的门槛（80%）大大降低，则可发现一些不同地区大国之间的权力转移伴随战争。这一现象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权力转移理论批判了“恐怖平衡”理论，指出核武器“并不是重新分配体系内存在竞争关系的国家的整体权力的有效工具”。核武器并没有阻止战争的发生，也没有在冲突中赋予核平衡中处于优势的国家决定性的整体优势，这种国家在国际争议中有时甚至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核时代与以往的时代并没有本质区别。这一论断并不合理。核武器的破坏性确能大幅增加某一国家的军事威慑能力，但拥核国家之间并非不会发生战争。核武器会带来稳定—不稳定悖论，即拥核国家发生全面战争的概率虽然不大，但发生常规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这一概率有时甚至有所增加。1969年中苏珍宝岛冲突、1999年印巴卡吉尔战争便是例证。卡吉尔战争的前一年巴基斯坦第一次试爆了核弹，此时按照国家能力综合指数来看，巴基斯坦与印度国力相去甚远。但如果核武器在衡量国家综合实力中权重足够大，则可视卡吉尔战争为权力转移战争。
只要将核武器的拥有这一因素加权后纳入国家综合能力的衡量，则其不会对考虑地缘因素的权力转移理论产生重大影响。考虑地缘因素的权力转移理论在解释核武时代的国际关系时（如中东地区的权力转移战争和美苏间的和平转移）仍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很多学者和观察家都认为中美两国现在正处于权力转移过程中，并由此担心两国有发生军事冲突甚至战争的危险。权力转移理论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曾预言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中国将超越苏联，并最终超越美国，中苏之间以及未来中美之间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令人担忧。中美之间发生权力转移时，如果中国对美国主导的现有国际秩序心存不满，则中美之间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极大，台湾问题很可能引发两国冲突。按照本文的研究，中美两国分处不同的地区，若两国已经发生奥根斯基等学者所宣称的权力转移（即中国国家实力达到美国80%以上），则两国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较小。但在中美权力对比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如果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发生重大变故，中国与周边大国或多个邻国同时发生军事冲突，则中美之间发生战争的概率将增大。从目前的形势看，这种概率并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