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邦智库理事长高明勇：重新理解“梁衡散文”(7)

类似的问题意识，在《树梢上的中国》中则表现为对生态保护的担忧，对人文古树生存处境的焦虑。
3、学者为文的学理意识
梁衡散文中常使用“判断句”，涉及对历史认识的重新发现，重新评价，而史料是否确凿，史识是否正确，都是极大的挑战与考验。
梁衡为文，下笔谨慎而稳健。曾有记者提问说，梁衡笔下的这些伟人，其实大家都很熟悉，要写出新意，可以说非常之难，为什么梁衡总有新的角度，总有新的史料，而且还总有独特的哲理思考，为什么总是梁衡在发现？
对此，梁衡的解释是：“《大无大有周恩来》这篇文章前后经过了20年。周恩来是1976年去世的，1978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第一次办周恩来遗物展览，我那时候在太原工作，专门坐火车去看那个展览。从1978年开始搜集资料，到1998年发表这篇文章，整整20年。这中间有个变化，我工作调到了北京，到了新闻出版署，接触的资料就更多了。写瞿秋白的那篇《觅渡，觅渡，渡何处》，前后是6年。”[6]
学者董岩认为，梁衡在“理论方面，已发表《文章五诀》，提出了形、事、情、理、典的文章做法。在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方面，都日趋成熟和完善。在这些文章中，大都遵循着这样一种结构：以具体、生动的形或事为切入点，以‘我’的视线为脉络，通过梳理人物复杂的史料，展现精神世界，并实现历史与现实的跨界对话。”[7]
在《树梢上的中国》中，梁衡首先为“人文古树”树立标准，然后依次展开选择与写作：“纵向看，其事必为记录历史的里程碑；横向看，其貌必为本地区的一个坐标。”
正如梁衡自己所言，自己的作品是文学的外衣，学术的内容，“文学为体，学术为用”。“30多年前，我曾出版过一套《数理化通俗演义》，那是用文学翻译科学；后来又写了不少政治题材的文章，是用文学翻译政治；现在是用文学来翻译学术，或者是从学术中拎出一条文学的彩线，学术的天地也居然这么美丽。”
四、文章传统的进阶超越
文学中赓续“文章传统”，对创作者来说，在文无定法与文有规范之间寻找到平衡点，对读者来说，尤其是对于学生来说，则提供了某种可学习性，可借鉴性。
当然，散文作品或文学作品进教材，说明符合教材的某种评价标准，但并非对文学的唯一标准，或最高标准。换句话说，也可以理解为，散文作品或文学作品进教材，是不是一种评价标准？如果是，这个标准是什么？如果不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