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邦智库理事长高明勇：重新理解“梁衡散文”(8)

1、传承传统，摆脱模式痕迹
对这种传承，也存有一定的质疑。梁衡早年曾对杨朔散文提出质疑，指出“杨朔模式”的两个特点：内容上的虚幻性与象征性，结构上的稳定性，即“物—人—理”的三段式结构。同时，指出“杨朔模式”的本质是假，是一个叫人“忘记自我、为空头政治服务的假模式”，造成的流弊是模式化、僵硬化，使散文的艺术之路越走越窄。[8]
有论者认为，梁衡的散文是否存在一种新的创作模式。笔者也认为，伴随着梁衡散文的成熟，其风格也大致的显现出一个脉络，同时也凸现出两个相对难以协调的矛盾：作品文体的同构化倾向和理性立场与审美冲动的失衡。
然而，这种倾向与失衡，并不意味着所谓的“梁衡模式”。如果结合梁衡近年来的散文创作，尤其是《树梢上的中国》中的系列散文来看，更是梁衡的一种进阶，早已摆脱模式的痕迹。
在《华表之木老银杏》《万里长城一红柳》《死去活来七里槐》《百年震柳》等篇章中，叙事自然，行文自由，不但没有同构化倾向的色彩，在理性立场与审美冲动之间也游刃有余。
2、工而自然，超越形散神聚
散文创作，一般认为其核心原理在于“形神而神不散”，或“形散神聚”。对梁衡而言，则更多地体现为“工”与“自然”的平衡。
文学批评家谢有顺曾有一个解释，认为“梁衡的散文能一再入选中学语文课本作范文，我想，主要是因为他的散文多符合规范，而少随意和恣肆，适合于中学生模仿学习。而他的政治散文之工，则主要体现在独特的视角和情理的交融上。”
由此，他提出了一个散文创作的关键命题，“我相信，多数的散文作者，都面临着如何在自由与雕琢、潇洒与匠心之间找到平衡点的困惑。散文写作的难度正在于此了。”
这是一个两难的境地：“法在无法之中，情在自然之中，这可谓是散文在自由与求工之间的完美结合。散文写作要想越过工巧，直达无法、无技巧的天然之境，那是幻想。散文也需要用心经营。”[9]
至少最近十年，不管是以《假如毛泽东去骑马》为代表作的系列政治题材散文，还是以《左公柳，西北天际的一抹绿云》为代表作的“人文古树”系列散文，可以看出，梁衡在这一命题上着力破解，“在自由与经营（工）之间徘徊，寻找二者的平衡，以达潇洒自然之境。”
在这些文本中，“叙事”更为洒脱，修辞若隐若现，“抒情”极为克制，感叹收放自如，“描写”注重细节，刻画状若绘制，“议论”一针见血，评判入木三分，“用典”恰到好处，契入字里行间。“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苏轼，《答谢民师书》）——“行于所当行”，是如同行云流水的自由，“止于所不可不止”，是注重自我克制的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