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读《赵正书》︱史官之守：顺天道，写人事

关于司马迁写作《史记》的态度和这部通史的信实程度，东汉前期承继其后写出中国历史上第二部纪传体“正史”的班固，本来有过一个很好的评判。只是时下某些学者更在意西方那些隔着大西洋、太平洋的学者所创制的“后现代”观念，更在意依据这些远道而来、并且是出自很遥远的远缘学科的抽象理论，来诠释中国古代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从而得出一些迥异于以往的新奇观点。
学术本无国界。西洋东洋，四海同心。不管是在哪里，是人，走的就都是人道，所谓“人间正道是沧桑”，讲的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的必然性规律。可是，人类发展趋势的共同性，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用某一得自特定领域有限经验的模式来简单地图标所有地区、所有时代、所有人群的一切历史现象；而且在我看来，历史研究的目的，是认识和揭示一个个具体的历史事件，而不是把纷纭复杂的史事塞进一个特定式样的珍宝箱。假如一定要这样做，在 传统的“读书人”眼里，“削足适履”之讥，恐怕就在所难免了。
传统“读书人”重视旧史的记载，特别是历代“正史”所载录的史事，以此作为了解中国古代历史的基本依据，当然首先是基于这类史书的信实性和它的骨干地位，正因为如此，司马迁创立的这种著述形式才会受到后世的充分尊重并被代代相承。
除了这一根本原因之外，我在研究历史问题时特别重视这类“正史”，还是因为这些“正史”往往都是后代人记前代事，操刀执笔者距离他所记述的那个时代很近，相对来说，比较贴近那个刚刚过去了的时代，因而会有很多后人无以具备的周边知识和切身体会。
在我看来，包括《史记》在内的历代正史在其代代相承的过程中，后继时代的人们对前代正史的充分肯定，其中就潜含有对其他另外一类叙事的对比和排斥在内，这一点应当引起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针对司马迁的《史记》，紧随其后撰著同样体裁的西汉断代正史《汉书》的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写有如下一段评价：
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载籍博矣。至孔氏籑之，上断唐尧，下讫秦缪。唐虞以前，虽有遗文，其语不经，故言黄帝、颛顼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籑异同为《国语》。又有《世本》，録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兼诸侯，有《战国策》。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
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善，故谓之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