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读《赵正书》︱史官之守：顺天道，写人事(7)

此事往往被后世奉为史官出自神圣道德的壮举，或归之于偶然，如宋人吕祖谦即论之曰：“春秋之时，王纲解纽，周官三百六十，咸旷其职，惟史官仅不失其守耳。……以崔杼之弑齐君，史官直书其恶，杀三人而书者踵至。身可杀，而笔不可夺，鈇钺有弊，笔锋益强。威加一国，而莫能増损汗简之半辞，终使君臣之分，天髙地下，再明于世。是果谁之功哉！呜呼，文武周公之泽既竭，仲尼之圣未生，是数百年间，中国所以不沦于夷狄者，皆史官扶持之力也。”
（吕祖谦《东莱博议》卷二“曹刿谏观社”条）
实际上若是如上所述，全面了解中国古代早期史官的神职色彩，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除了这一层社会道德的因素之外，在他们这些职业史官的身上，还有一种对上天的敬畏，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更为恐怖的畏惧——因为若是违逆事实，曲笔书事，必定要遭受天谴神责，而这种惩罚的严酷程度是甚于世间一切暴虐的君主的。所以，才能独有史官不失其守，他们才会奋不顾身，一往无前，甚至搭上他们整个史官的家族。

《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元相台岳氏荆溪家塾刻本《春秋经传集解》
这种早期职业史官的素质，其流风余韵，在司马迁身上还有很强很强的存留，所以他才会有“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意愿，而若是按照这样的认识来理解《史记》纪事的信实性，知道太史公的手里是握着一只“神笔”，在这只笔下，既容不得鬼话，也不会有意去写什么胡话。要是那样乱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会闯下“罪莫大焉”的祸事的
（《史记·太史公自序》）
。这样，或许就不会面对被奸人盗掘出世的《赵正书》而产生什么困惑了。
当然，历史活动和历史文献的许多具体细节，并不像我在上面讲的那样简单，那样纯粹，这都是历史研究所必然要面对的问题，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只要我们顺天理、循人情，踏踏实实地去做考辨分析，即可去伪存真，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清代考据学家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为我们留下诸多成功的范例，可以说他们已经把文史考据推进到一个相当深邃精湛的程度。我们老老实实地跟在他们后面，按照他们早已用过方法学着做就是了。这种考据方法，是永远不会过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