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读《赵正书》︱史官之守：顺天道，写人事(5)

《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嘉靖刻本《周礼》
不过日月星辰等事，不仅可以用来体现时间的流动，还是“天”的具体体现。《周礼》称“保章氏”这一职事系“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就显示出史官还有一个介于天地之间的特殊地位，能够上观天象以下解人事。上面提到的晋国太史屠黍亡奔于周后，对周之威公讲晋国将亡的征兆，乃对之曰：“臣比在晋也，不敢直言，示晋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以不当。”
（《吕氏春秋·先识》）
，这就是以所谓“天妖”来说“世运”。其实上述夏太史令终古、殷内史向挚和晋太史屠黍，都是被《吕氏春秋》作为具有“先识”的人物例证来举述的，盖“国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
（《吕氏春秋·先识》）
，而这几位太史、内史能够独具只眼，看到国之必亡的命运，恐怕都与其身揣“图法”，能够判识亡国的天象等征兆具有直接关系。我们看《礼记·月令》云孟冬之月“命太史衅龟筴，占兆，审卦吉凶”，同样显示出太史的神职身份。
观司马迁报任安书，诉说其忍辱负重以撰成《史记》一书，乃“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汉书·司马迁传》）
，所说“天人之际”，就是上天对人事活动的控制作用。这种天人关系，在中国古代，首先体现为以“天时”所表征的自然规律对农业生产活动的制约，而在这一方面，早期的太史，就充当着一个重要的中间人角色。
《国语·周语上》载虢文公谏周宣王行籍田事，语曰：“古者太史顺时覛（脉）土，阳瘅愤盈，土气震发。”这是讲太史负责观察四时的运行，以把握适合的土壤水分条件，适时耕作，而太史待到“农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庙”的天象出现，便可知悉“土乃脉发”，到抄家伙动手的时候了。于是，在太史的引导下，王者始督率百官庶民，种田植榖。其实这种自然的“天时”不过是“天道”、“天意”的表现形式之一。这样的天人关系，由具体到抽象，由个别到一般，就是由所谓“天道”、“天意”来规定人世间一切活动的生成和变化，所谓“天人合一”，真谛即在于此。
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称天变“与政事俯仰”，乃“最近天人之符”，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又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在论述阴阳家时谈到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
（《史记·太史公自序》）
，其“天下纲纪”四字讲的也是同样的意思。而像司马迁这样一个能以“究天人之际”为生涯的职业史官，显然是具有某种超越于寻常世俗人之上的社会身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