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读《赵正书》︱史官之守：顺天道，写人事(2)

从中可以看出，尽管班固对司马迁的“政治立场”颇有微词，也指出他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或有抵梧”，但班固对《史记》纪事信实程度的总体评价，却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善，故谓之实录”，须知所谓“实录”云者，即相对于班固所见其他很不靠谱儿的同时代人相关的著述而言。譬如班固在文中提到的刘向，所撰《新序》、《说苑》，即见于《汉书·艺文志》著录，书中亦述及诸多秦汉时期的史事，但却是“广陈虚事，多构伪词”，叙事远不及《史记》质实
（唐刘知几《史通·杂说下》，清张文虎《舒艺室随笔》卷四）
。
关于《新序》、《说苑》这一类著述与司马迁《史记》在著述宗旨上的差别，宋人曾巩乃谓刘向“尤欲有为于世”
（曾巩《元丰类稿》卷一一《说苑目录序》）
。所谓“有为于世”，用现在北京城里的市井语言讲，就是《新序》、《说苑》这些书里谈到的史事，不是为了纪事而是要拿它“说事儿”，是要通过这些事例讲说为人处事乃至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基于这一出发点，其所记述事项或实有其事，或子虚乌有，不能一律都当真的。例如，《新序》所说汉武帝亲征匈奴之事就是一个架空虚构的故事。其实在这一点上，《赵正书》同《新序》、《说苑》之类的书籍是完全相同的，所以才会有诸如胡亥遵奉遗诏以登大位之类的无稽之谈，只不过《赵正书》的具体属性同被《汉书·艺文志》列入诸子略儒家者流中的《新序》、《说苑》等书还有一定差别。前面已经谈到，关于这一点，我将在另一个专题中具体予以阐说。
不过除了著述宗旨和体裁这一因素之外，与后世同类史书相比，我们在考察《史记》纪事的客观真实性时，还要考虑当时专职史官的纪事方式以及他们所秉持的特殊观念和职业操守。过去张政烺先生论述中国古代史书与其他体裁著述在纪事性质上的差别，就特别强调指出：“中国古代很早就设立史官记录国之大事及国君的私人生活，态度认真不苟，树立起一种端正的学风，也传留下许多书籍。”
（《<春秋后语辑考>序》，见《张政烺文史论集》）
所谓专职的史官，即如《汉书·艺文志》所言：“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作为其记言记事存留于世的典型例证，则“事为《春秋》，言为《尚书》”。
那么，这些史官史事发生的过程中又是如何记言、记事的呢？《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如下一段文字，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生动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