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巴黎评论·作家访谈》首位收入的批评家，他如此“火力全开”｜此刻夜读(5)

《巴黎评论》:您有比较欣赏的新生代作家吗?
布鲁姆:我比较喜欢泰德·穆尼，认为他很有潜力。最近刚读完《车声与笑声》，觉得作者很有才华——写得挺有深度。但也不好说;年轻作家这么多，你很难挑选。总体而言，现在写诗比写小说要容易些。写小说很难有突破，这种创作形式很难体现丰沛的创造力。但也许唐·德里罗除外，他倒是非常善于创新。
《巴黎评论》:您认为小说——以及诗歌——会有消亡的一天吗?
布鲁姆:这让我想到史蒂文斯的一首诗《秋天的极光》。那里面有个很精彩的比喻:“一个巨大阴影最后的修饰。”其实，修饰本身也带有修饰。你看它好像到了终点，但其实不然——它会一直有，一直有。你跟它说再见，它也跟自己说再见，可最后还是在不断延续。所以，惊喜一直都会有。记得那年在耶鲁，我在读诗会上介绍约翰·阿什贝利，并有幸第一次听他朗诵《潮湿的地下室》。我当时就心醉了!从此，只要一念这首诗，我就会想起当初临场的感受。真的，再没有比这更让人满足的了。很显然，只要还有《潮湿的地下室》这样的诗，这就不会是一种没落、无望的艺术形式。

《巴黎评论》:您怎么看创意写作班?
布鲁姆:我想还是利大于弊吧。但我有点不解。在我看来，写作主要是一种孤独的艺术。批评倒是可以教会的，但跟所有艺术一样，最后也得靠内在的、潜藏的天赋。记得我在哪里写到过，几年前我决定不再参加现代语言协会的年会，因为两万五千到三万个批评家齐聚一堂，就像两万五千个诗人或者小说家的大集合，想想都觉得可笑。因为根本就没有这么多批评家嘛。我经常想，这世上有五个批评家同时活着就算不错了。至于小说或者诗歌艺术究竟哪些部分是可教的，这问题就更复杂了。纵观历史，你会发现诗人所以成为诗人、小说家所以成为小说家，原因只有一个——读书。他们读前人的书，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一想到赫尔曼·梅尔维尔坐在写作班里，我就觉得好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