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愈的乐府观念及其《琴操》的创作（上）

论韩愈的乐府观念及其《琴操》的创作（上）
吴振华
中唐时期诗歌创作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其中一个突出的成就是乐府创作出现新气象：既有元、白代表的新乐府诗人力图通过针砭时弊、补察时政的反映现实民生的作品，来推动朝政改革，以期恢复盛唐恢宏的气象；也有韩、孟代表的一派企图通过古乐府创作来重构士人人格，通过德化教育来影响士风，进而改造浇漓的世风，以期恢复古道，重建以儒家思想体系为主体的政治文化新秩序，再现中兴气象。尽管两派诗人创作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但是他们选择的路径却不相同。这主要由于元白、韩孟两派诗人对诗歌及其发展史观念不同，也由于两派诗人的创作方法有别，更与他们当时所处的社会地位及其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相关。本文试图通过对韩愈乐府观念及其《琴操》创作实践的考察，来分析韩愈乐府诗的文化内涵，并揭示其文学史意义，以就教于通家。
一、韩愈道统观念与对古乐府的态度
韩愈在儒家思想体系传承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贡献，无疑在于重新建构儒家思想的“道统”。《原道》 为其代表作，核心正如林纾先生所指出不外乎“端”“末”二字，“端”是仁义道德，“末”是日用饮食之类 。这“末”其实是韩愈观念中“道”的实体：“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商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其道易明，其为教易行也”。 韩愈要重建儒家道统，是出于继承儒家思想的自觉选择，我在《韩愈的文学观念》一文中有详细阐述 。在韩愈的文化视野中，他以“不平则鸣”为核心，勾勒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形态及其演变轨迹，并论证了儒家思想为什么应该占据文化思想主导地位的原因，因此他发出这样的誓言：“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
” 韩愈的道统观与文统观是严密结合在一起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家的道统正是依赖文统流传并被不断发扬光大的。这也是韩愈非常强调文统的原因。
考察韩愈的文统观，主要建立在儒家经典的基础上，其中“六经”就是最核心最重要的文本。“六经”（《乐经》失传，实际上只有五经）实际上是儒家礼乐制度、历史文化、诗词歌赋等文明成果的渊薮。韩愈等人追求复古，其道统、文统中除了文化史、思想史、诗歌史、文章史的内容外，也包含他的乐府学观念。因为儒家认为“乐与政通”，诗歌与音乐密切相关。从“诗三百，孔子皆弦歌之”，到汉武帝设立乐府机关采诗夜诵，乐府歌诗的发展取得了重大进展；但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思想受到佛教与道教的冲击，出现衰微的局面，乐府创作也跌入一个低潮；到隋唐时期混一区宇，才开始礼乐制度的重新构建，尽管在盛唐时期达到彬彬之盛，乐府歌诗也出现新的高潮，可是一场天荒地变的“安史之乱”将恢宏绚烂的盛唐秩序彻底摧毁；因此在中唐时代军阀割据、宦官专权的严峻形势下，再次重构儒家思想主导下的新秩序，就变得十分迫切，然而也正在此时同时出现了乐府歌诗创作的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