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愈的乐府观念及其《琴操》的创作（上）(2)

这绝不是偶然出现的诗坛奇异景观，而是文化复古思潮推动下乐府歌诗创作的必然选择。

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奇险一派诗人，为什么选择古乐府来进行创作呢？这要与元稹、白居易等人进行“新乐府”创作加以比较，才能弄清真相和原委。元稹的《乐府古题序》（《元稹集》卷上）说：“《诗》讫于周，《离骚》讫于楚。是后，诗之流为二十四名：赋、颂、铭、赞、文、诔、箴、诗、行、咏、吟、题、怨、叹、章、篇、操、引、谣、讴、歌、曲、词、调，皆诗人六义之余，而作者之旨。而纂撰者由诗而下十七名，今编为《乐录》。乐府等题，除《铙吹》《横吹》《郊祀》《清商》等词在《乐志》者，其余《木兰》《仲卿》《四愁》《七哀》之辈，亦未必尽播于管弦明矣。后之文人，达乐者少，不复如是配别。但遇兴纪题，往往兼以句读短长为歌、诗之异。况自《风》《雅》，至于乐流，莫非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代之人。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于文或有短长，于义咸为赘剩。
尚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曹、刘、沈、鲍之徒，时得如此，亦复稀少。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予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其主要价值有以下几点：
（1）诗歌的分类：元稹将诗骚之后演变出来的二十四类文体，都当作“诗人六义之余”，其中 “诗”之后十七类，“皆起于郊祭、军宾、吉凶、苦乐之际”，或“属事而作”，但是都可以称为“诗”，可以“度为歌曲”，可见元稹的文体分类意识主要是按照是否与音乐有关来划分的。
（2）诗与乐的关系：元稹认为诗与乐的关系经历了“由乐以定词”到“选词以配乐”的变化，第一个阶段，音乐不够发达，成为常式的是一些定型化的乐曲，在需要演唱歌曲的时候，乐府机构里的乐师，根据音乐的曲调，选择采集上来的诗歌去配合乐曲，可称之为以诗就曲阶段，诗多而曲寡。而后来由于音乐的发展，曲调繁富，诗歌跟不上音乐节奏的需要，需要创制新词，这就是由乐定词，或者称为以乐待词阶段，是曲多而诗少。产生这两个阶段变化的关键是音乐的发展，但是，单从诗歌角度来看，诗歌虽然是最早与音乐关系密切的文学形式，却逐渐走向与音乐脱离的徒诗形式，从诗经到汉乐府，再到唐代的新乐府，这条发展线索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