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愈的乐府观念及其《琴操》的创作（上）(3)

（3）古题乐府与新题乐府之别：元稹认为古题乐府“莫非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代之人”，强调的是乐府诗反映现实生活的本质特点，因此在当代，沿袭古题，重复老调，就成为赘剩的东西，失去了意义，即使运用古题，也必须“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当然最好还是自创新题，写出可以“贻后人”的当代新的乐府诗。
（4）重视杜甫新乐府的意义：元稹认为杜甫的新乐府虽然未必能播之管弦，但是“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创新精神符合时代要求，因此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可以作为创作的标的。元稹又在《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并序》（《元稹集》卷上）中说：“余友李公垂贶余《乐府新题》二十首，雅有所谓，不虚为文。余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列而和之，盖十二而已。昔三代之盛也，士议而庶人谤。又曰：世理则词直，世忌则词隐。余遭理世而君盛圣，故直其词以示后，使夫后之人，谓今日为不忌之时焉。”这一组新乐府诗非常重要，正是这些诗引出了白居易的庞大新乐府五十首，我们可以透过元稹、李绅、白居易等人的新乐府唱和情况，了解中唐元和之际，有蓬勃发展的新乐府创作潮流的兴起。白居易的乐府诗创作强调“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等等，与元稹的乐府歌诗观念是相同或相近的。
这主要由于元、白等人自觉继承杜甫新乐府精神及他们任职谏官的身份经历，他们处于朝廷中心，渴望王朝中兴，要求革除种种政治弊端，故运用乐府歌诗的形式，向朝廷进谏，以期达到革故鼎新、移风易俗的政治目的。一旦他们离开朝廷，失去面见皇帝建言献策的机会，他们的乐府歌诗创作立刻走向停滞，转向独善其身的闲适诗创作了。

韩愈、孟郊的乐府诗创作与元白异趣。韩、孟久困科场，仕途蹭蹬，内心积郁了很多不平之鸣，需要发泄。然而从幼年时期开始的苦读儒家经书，又培养了他们正直光明、峻洁傲岸的人格。他们以儒家仁义道德约束自己，以担当天下道义的大志激励自己，以弘扬儒家道统大业作为自己的理想，所以特别重视对他们所接触的人施加影响，注意培养人格操守。这反映在他们的创作中，就是无论处境多么艰难，都不会改变自己的志向与操守。特别是韩愈为了道统的传承，十分注重师道，他在向学生传授知识、解答疑难的同时，更加注重“道”的传承。我们知道作家的观念决定他的创作方向，韩愈重视《琴操》的写作，注重通过古乐府的形式，表现自己的人格境界，是他乐府诗创作方面最突出的成就。这与韩愈早年的求学经历和入仕之后长期任职太学的环境有重要关系。要彻底了解韩愈创作《琴操》的寓意及其艺术特点，就很有必要考察他任职国子监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