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上海的川菜馆（下）：最经济的殿后(8)

春节宴客请到浙江路二一一号小花园合记川菜社……（《川菜大王》，《东方日报》1938年2月19日第3版）
而且舆论也认为他们当得起“川菜大王”的称号，并有名家共赠此牌匾的盛举：
”八一三”战事开始，沪上商业大受影响，就是菜馆业当然也不能例外。
昨日我与知友数人，聚餐于小花园川菜，到了目的地却出我预料之外，早已宣告客满，经他们经理严逸星君特别设法，勉强得一立足地，其盛况真是空前了。
……
前日海上各弹词名家共赠扁额一方，上书“川菜大王”四字，这说得一点也不夸大，至少在上海的川菜馆中，川菜之王，受之无愧矣。（《请问川菜谁家好，上海有小花园》，《东方日报》1938年2月27日第4版）
当然这也可以并行不悖，就像股票可以百酒齐跌而茅台独涨，有高档川菜馆满日伪上层之畸形需要，有经济川菜馆满足广大市民普通需求，反而能使川菜馆更健康发展。同时，也不妨碍知名川菜馆的丰俭兼顾，比如蜀蓉川菜馆也开卖经济早点一样。（《蜀蓉川菜馆经济早点》，《时报》1938年4月12日第6版）
特别是到了战争后期，整个国家因为战争的耗竭，生活水准大大下降，辣椒咸菜，最是下饭“利器”，所以上海经济川菜馆大有因国难而再兴的意味，看看后期层出不穷的川菜开业广告即可见一斑。比如1944年4月萝蔓饭店盛记开业自称“名厨调制川菜”；西藏路金谷饭店西藏厅强调“正式川菜，硬派作风，没有音乐舞池歌唱，完全在吃头上讲究”；五星小餐、大观园相继开业均宣称主营川菜。（《社会日报》1944年4月30日、9月18日、12月23日、12月27日）就像时下因为经济下行及电商和外卖等的冲击，很多饭馆转手频繁，当时也是，但转来转去，还是转成川菜的多，比如蜀云就是：“一年以来新仙林之花园酒家，凡三易其名，去年下半年后称宁波味圃，近数月来又改川菜，则招牌为蜀云小餐矣。”（唐大郎《蜀云小餐》，《繁华报》1945年6月11日，收入《唐大郎文集》第8卷《西风人语》，上海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44页）
由于“各省人士在大后方住久，习惯麻辣，还有后方生的川娃儿，没有辣椒不吃饭，形成川湘云贵各省的饭馆到处风行，变成一枝独秀了”。（唐鲁孙《吃在上海》，载《中国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1页）等到战胜来归，上海的川菜馆自然较前大兴，并特别突出正宗四川特色。比如四川人王兴，就跑上海来开一间川菜馆“上海酒楼”，开设厅房二十余间，并效法广东餐馆设大礼堂和火车椅，自然也标榜“正宗川菜”。（《商业小志》，《大公报》上海版1946年7月28第5版）并在开幕广告中称自己正宗到“与重庆之九华源、成都之姑姑筵同称三绝” ，因而“宾客盈门，盛极一时”。（《上海酒楼开幕》，《申报》1946年8月6日第4版）还敢夸口说上海酒楼“味胜重庆‘九华源’成都‘姑姑筵’”。（《正宗川菜松风夜宴风味独特》，《申报》1946年8月7日第9版）上海警备司令曾假座宴客，可谓宣示上海酒楼地位的标志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