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刚之气”的理想与现实：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男人是如何理解男子气概的？(5)

对性别差异的强调也在男性群体内部造成了冲突。对性别的极化观点造成了异性恋和同性恋之间更尖锐的区分，后者越来越被人们视为背德行为。这种针对不符合主流男性气质行为特点的不宽容，最明显地反映在人们对“女里女气”（effeminacy）的偏见诋毁中。托什指出，在18世纪，“女里女气”指的是那些喜欢与女人为伴，热爱奢侈和炫耀，却不注重培养身体和武力成就的男人。然而在19世纪，“女里女气”的指控范围因为性别差异的标志更为明确而大大缩小。正如奥斯卡·王尔德的审判所体现的，“女里女气”在19世纪末主要是指同性恋，它被视作一种道德堕落，一种对社会有威胁的“他者”。

奥斯卡·王尔德 （来源：视觉中国）尽管维多利亚时期无比强调“男子气概”“阳刚之气”，但学者们指出，在当时的公共话语中，男子气概的再现（representations）几乎总是强调其模棱两可和无把握的面向，因此暗示了19世纪男子气概的内在意识形态冲突。以19世纪的文学作品为例，比勒菲尔德大学（Bielefeld University）英国文学与文化教授拉尔夫·施耐德（Ralf Schneider）发现，“伟光正”的男性形象并不为小说家所喜，现实主义小说中罕见正面反映那些被“布尔乔亚男子气概”所重视的特质（健硕身体、父亲身份和事业成功）的男性角色。
这一点在详细描写主人公成长过程的“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许多小说主角是孤儿，或与家庭切断了联系——比如《雾都孤儿》的主角奥利弗和《简·爱》的主角简——因此父亲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起不到重要作用。即使父亲角色的确出现了，他们也往往被描绘成充满疑问、个人危机、无力感和无能的角色，而非主流男子气概所推崇的那种可靠的家庭供养者，或是充满力量与果决精神的男性典范。
在施耐德看来，要考察维多利亚时期男子气概的再现，通俗文学是更重要的文本：鉴于通俗文学庞大的读者群，它们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表达大众的焦虑与欲望，而它们呈现的男性角色也因此更加值得玩味。此类文本包括1860年代出现的奇情小说（sensation novels）、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哥特小说（比如布拉姆·斯托克1897年的《德古拉》）和侦探小说（比如亚瑟·柯南·道尔的《夏洛克·福尔摩斯探案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