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为韦伯辩护：比较的逻辑和中国历史的模式(2)

这一战役的失败是中国历史走向和平的一个关键转折。韦伯作出如此评论，说明他显然对于春秋之后的战国时代你死我活的激烈战争缺乏认识。
这里无需进一步举例说明韦伯如何错判或误解中国历史上的各种问题——例子简直太多了。然而，在韦伯遭到中国研究专家围攻之际，我打算发表一些不合时宜的看法，针对上文所总结的一些批评意见，为韦伯的《中国的宗教》一书中的主要见解作出辩护。本文论述的结构如下。
首先，我将指出，韦伯所总结的前现代的中国城市、政治和宗教的特征，本质上都是在比较的意义上提出来的。即便他也许并不了解这些特征还有种种变化和特例，但是他的看法仍然有合理的一面，因为就这些议题而言，欧洲和中国之间的差异往往比中国的内部差异更为显著。因此，尽管韦伯的许多批评者提供了更细致入微的前现代中国的图景，他们并没有颠覆韦伯有关中国和欧洲之间差异的主要结论。
其次，韦伯在他的书中想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工业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出现。正如我刚才所说，他的观点遭到了晚近学者的批评或轻视。但我认为，即便以我们目前对中国的认知，轻率地无视韦伯的洞见可能会导致我们犯更多的错误，而不是收获更多。
在本文的最后一节里，我将转向建设性的讨论，来说明韦伯对今天的学术仍具有很大意义。我将遵循韦伯对宗教、政治和经济之间关系的重要洞见，来分析儒家思想在塑造中国历史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一、 案例之间的差异与案例内部的差异
在《中国的宗教》一书中，韦伯或明或暗地将中国与欧洲的基督教世界作比较。换句话说，此书中的大部分论证是带比较性质的。
当韦伯(1951，p.145)在说中国政府对儒教之外的宗教相当宽容时，他可能并不知道南北朝时期(420—589年)和唐朝出现的灭佛运动，以及明清时期对于民间教派的打压(Naquin，1981；Overmyer，1976；Perry，2002，ch.3)。然而，韦伯在这个问题上的知识不足并不一定导致他的观点错误，因为韦伯脑子里充满的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缔结前的欧洲连续不断的宗教战争和冲突，这种状况显然在中国是没有的。换句话说，韦伯的论点仍然站得住脚:虽然中国政府对儒教之外的宗教态度时有变化，但当与欧洲的情况作比较时，它仍然显示出自身清晰而独特的模式。此外，当韦伯(1951，pp.114-115，169-170)提出儒家思想本质上崇尚和平、儒教国家为“一个和平的帝国”时，可能他并不太了解中华帝国在其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开疆扩土的军事远征(Di Cosmo，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