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为韦伯辩护：比较的逻辑和中国历史的模式(3)

Fairbank，1968；Hostetler，2001；Jagchid andSymons，1989)。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以下三点，那么，我们也许愿意承认中国文化崇尚和平主义这一观点有其一定的道理。第一，与其他世界帝国相比，大部分时间里，统治儒教帝国的是一个文官阶层，而武将不在政治的中心；第二，中国大多数的朝代(特别是那些由汉人创立的朝代)一旦渡过最初的动荡期即迅速转为内敛自守；第三，与大多数其他世界帝国不同的是，中国帝国在北方的领土扩张主要不是帝国向北军事扩张，而是吸纳、整合游牧和半游牧的入侵者所带来的新的领土的结果。
韦伯在这一类的论证中所用的逻辑暗合现代统计学的思维。在统计学中，如果我们想判断两组对象的平均值之间的区别是否具有统计意义上的区别时，我们首先要计算两组平均值之间的差异数值，然后算出两组对象内部差异的标准值——即标准差，最后用两组平均值之间的差异除以标准差。如果两组对象的样本足够大，所除得的结果就是标准分数。标准分数越大，那么两组间的差异就越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
在定量的社会科学研究中， 学者们都知道，比较对象的每一个都存在着内部差异，但他们不会因为内部差异的存在而质疑比较的有效性。然而，在定性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学者往往忽略甚至是不懂这种比较的逻辑。因此，每当有人做比较研究时，那些对比较结论不满的人就会提出批评意见，指出所比较的双方或多方各自内部都存在着差异。我必须强调，对于社会科学而言，重视个体的内部差异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由此会产生的洞见非常容易在宏观比较研究中被忽视。然而，就一个具体的比较问题来说，只要案例内部的差异显著小于案例之间的差异，那么就完全可以强调比较对象在统计意义上是不同的。
本文的开头已经概括了学者们针对韦伯有关中国与欧洲的城市之间、中国与西方的宗教之间差异论的观点所作的批评。现在让我们就此作进一步的阐述。韦伯认为，中国的城市是政治中心，而不是经济中心。晚近的研究对中国城市在时空上的变化作了更细致的研究。例如，有学者指出，在晚唐和宋代发生了一次“中世纪城市革命”，其标志性的发展包括官市组织的衰败，封闭式坊市制度被打破，在城内和城郊自发出现了传统市场之外的商铺与交易场所，等等(Elvin，1973；Skinner，1977，pp.3-31；Twitchett，1968)。虽然这些对中国城市历史发展的考察大部分正确，我们仍需看到，经历了这一城市革命之后的中国城市与自治或半自治的前现代欧洲城市相比仍有着根本性的差异。在这些欧洲的城市里，商人借鉴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模式来对城市进行管理，并通过雇佣军和建立商法来维护城市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