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为韦伯辩护：比较的逻辑和中国历史的模式(5)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把儒教看成是一种宗教的话，它与其他世界宗教相比还有另一独特之处，即它几乎是专为国家的需要而设的。儒教与国家的这种紧密结合使其他宗教无法插足于政治领域。也正因此，中国的统治者并不像欧洲的基督教君主那样担心异端宗教的存在。其他宗教学说只要不被视为煽动叛乱的根源，就能被统治者所容忍而在中国社会获得立足之处。在中华帝国，多种信仰能够共存并且在多方面展开竞争，这跟欧洲的情形大不相同。在那里，异教甚至基督教内部的不同学说都很少被容忍。在中国社会，尽管道教、佛教以及从道教和佛教中汲取灵感的各种民间信仰和秘密教派，还有伊斯兰教都充斥着各种预言，它们的共存所构成的竞争性关系也意味着每一种预言都不太可能具有基督教欧洲世界里耶稣的预言所拥有的那种社会影响力。
最后，由于宋朝以来儒教在中国人的道德生活中占据了中心位置，它也开始渗入了其他的宗教信仰，并且促使其他宗教吸收儒家伦理，儒教伦理因此亦成为其他宗教伦理教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现象甚至于发展到了这样一种程度：有些宗教简单地照搬儒家的伦理学说作为自己基本的道德戒条(不少是口惠而实不至)，而自己则专门从事巫术活动。地方性民间信仰和一些与此关系较为密切的道教仪式专家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这类宗教活动中，预言主要集中在各式各样的巫术，而不是在宣扬某一宗教教义。考虑到明清以降这类道教仪式活动在中国民间社会的普遍性，当韦伯说，“道教仅仅是一个巫师的团体”(Weber 1951，pp.224-225)，这并不算言之过甚。显然，此类预言活动并不会产生多大社会影响。
二、 韦伯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
如前所述，韦伯对宗教和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分析，已经遭到了来自两个不同角度的批评。在东亚四小龙崛起之后，有学者开始以如下的理由来批评韦伯: 儒家伦理(包括勤勉、持家、教育、遵纪守法、节俭等)对于经济发展完全是积极的，而且对于东亚国家的经济成功来说至关重要。此外，那些关注早期现代经济发展的学者则倾向于批评或忽略韦伯的洞见，转而强调：导致中国“失败”、欧洲“胜出”的是人口/生态甚至是一些偶然性的因素，而不是儒家文化。现在我准备针对这两种批评来为韦伯辩护。不过，此处我将主要关注的是第二个问题。因为就第一种批评来说，他们所反对的论点，并不是韦伯在书中试图或可能提出的观点，因此，这些批评意见很容易被轻松驳倒。概括说来，韦伯在其书中分析的是工业资本主义的起源，而不是这种模式已经确立之后，在西方枪炮的威压下其他国家对工业资本主义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