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为韦伯辩护：比较的逻辑和中国历史的模式(7)

然后，他提出一个问题(Pomeranz，2000，p.13):“为什么长江三角洲没有像英格兰那样?”由于崇信非欧洲中心论的观点，彭慕兰还认为这个问题其实应该反过来问:“为什么英格兰不像长江三角洲那样?”针对这些问题，彭慕兰的答案极其简略: 英国之所以能设法维持其增长，进而导致了朝向工业资本主义的最终的经济突破，主要是因为它能够利用从新世界获取的大量资源和转嫁人口压力，而长江三角洲(以及日本和印度)却没有这样好的运气，因此，无法走出传统经济的马尔萨斯陷阱。
彭慕兰的论点包含一些洞见，我也相信他对欧洲工业资本主义兴起的分析是对传统观点的有益补充。如果没有工业革命带来的决定性的技术突破，以传统经济为基础的一些早期发展很快就会被人口的增长所抵消。在这个意义上，以辅助能源为基础的技术的发展，可以说是人类社会从传统经济转向工业化经济的一个转折点。因此，新世界的存在也许的确在使英国避免落入马尔萨斯陷阱、遭遇经济衰退方面起到过决定性的作用。尽管如此，我还是必须强调，我们很难准确判断从新世界流入英国的资源对英国发生工业革命这一大突破究竟有多么重要。假设英格兰并未得到新世界，并且也发生了马尔萨斯危机，我怀疑，只要自文艺复兴以来在欧洲蓬勃发展的重视工具理性的文化没有消亡，这场马尔萨斯危机也许就只不过是欧洲社会长期转型中的短暂耽搁而已。
但是，我对彭慕兰著作的反对意见更集中在他对中国方面的分析上。虽然彭慕兰的大部分实证分析，看起来令人印象深刻，但却带有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倾向。当韦伯写《中国的宗教》的时候，他的主要比较对象是近代欧洲已经发生的工业资本主义。这种比较背后的逻辑是，工业化不只是一种经济现象，同时也是政治与文化现象。然而，通过比较英国与长江三角洲，彭慕兰隐含地假定，在中国特定的政治/文化条件下，长江三角洲实现经济突破的机会并不比英格兰少。换句话说，彭慕兰特别强调了18世纪英格兰(一个国家)和长江三角洲(中国的一个地区)在经济指标方面的可比性，这实则假定了国家性质和地域文化状况等因素并不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由于这种强烈的预设几乎与当代所有的经济发展理论(包括新自由主义、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以及以国家为中心的各种理论)背道而驰，因此也就很容易从不同的角度对之做出批评。
例如，彭慕兰此书一个核心的隐含预设是，假如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人们发现某个“新世界”并展开殖民活动，就有可能缓解生态压力，进而有机会取代英格兰，成为工业革命的领导者。这里的问题在于：18世纪的长江三角洲只不过是中国政府若干省区控制下的一个地区。这些省级单位的长官是清廷任命的文官，权力有限。他们不能决定国家政策，也不掌握像英格兰那样的保护地区利益或是从事对外探险的军事力量，哪怕他们也有过这种想法。他们甚至对许多自己地盘上的内部事务也没有自主决定权。实际上，由于长江三角洲对国家税收至关重要，这里也是帝国晚期最受国家严密控制的地区(冯贤亮，2002)。数位权力有限的文官的各自为政，怎么可能像英国政府一样，到新世界去探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