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为韦伯辩护：比较的逻辑和中国历史的模式(9)

这里我只谈宋代中国，这是一个中世纪城市革命蓬勃发展的时期。宋朝建国于第二个千年之前，而此时的欧洲尚处于“黑暗时代”。当时的几个宋代最大的城市，人口均已超过百万，这一规模甚至后来的明清两代也再没有达到过，尽管后世的人口总数更为庞大(陈振，1999，p.684；Skinner，1977，pp.29-30)。这些宋代城市全都高度商业化，拥有复杂的信用体系，使用纸币。这些城市里的商人们使用商标、品牌和广告等现代营销手段。他们还拥有精彩的夜生活，娱乐业的分工程度极高。
宋朝还有几次技术突破的浪潮，这在西方帝国主义到来之前的中国是绝无仅有的(Mokyr，1990；Needham，1981；Temple，1986)。推动西方崛起的几种关键技术，诸如火药和活字印刷术，是由宋代中国发明的，后来在欧洲派上了用场。彭慕兰举过一个中国技术成熟的例子，发明多锭纺车(跟19世纪发明的哈格里夫斯的珍妮纺织机和凯的飞梭极为相似)的时间，是13世纪左右，而不是18世纪(Pomeranz，2000，p.54)。宋代的工业和商业也极为发达(Haeger，1975，姜锡东，2002；Shiba，1970)。以制瓷业为例，在长江三角洲的某些县城(比如慈溪和龙泉)，保守估计，当地家庭中大约有18%~29%专门从事商业性的瓷器生产，很多产品销往国外(苏基朗，2004)。因此，当琼斯说“中国在14世纪离工业化只有一步之遥”(Jones，1981，p.160)之时，他并非完全言过其实。
我们也很难把宋、明两代中国没有实现工业革命归咎于生态压力。13世纪初，宋代中国的人口达到了一亿，但是到13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中国人口有三亿。即便清代农业有了更强的承载能力，我也并不认为，两亿人口的差异是可以轻松解决的。彭慕兰指出，煤炭的广泛使用对18世纪英格兰缓解生态紧张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相比以后的朝代，宋代对煤炭的使用要更普遍得多，而且宋代的煤炭采掘技术水平很高(许涤新、吴承明，2003)。此外，在明代初期，亦即15世纪早期，郑和率领的船队已经具备实力，可以航行到世界任何地方，其船队规模不仅哥伦布的舰队无法比拟，甚至18世纪的英国舰队也达不到。如果中国人也像欧洲人一样有到新世界去探险和殖民的精神，那么，今天的新世界将会成为中国人的家园。宋代没发生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也是没有严重的生态压力的信号(Goldstone，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