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为韦伯辩护：比较的逻辑和中国历史的模式(10)

然而，即便宋代高度商业化，工业和技术快速发展，也未遭遇像晚清那样严重的生态压力，但是导向工业资本主义的某种突破仍然没有发生。
概括言之，彭慕兰把18世纪英格兰与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加以比较，这一比较的意义建立在如下假设之上：两个社会的发展轨迹遵循的是同一个模式。但是，宋代经济史表明，甚至早在第二个千年一开始，中国就已经高度商业化了，而同时期的英格兰尚处在一种非常原始的经济状态。中国的经济和技术水平在第二个千年的多数时候都远远超出欧洲，因而，不存在中国和欧洲“不分上下”的状况，而且，如果仅从经济和技术的角度来说，中国在18世纪之前就理应有多次机会实现突破了。甚至在整个社会仍然有强大的创新冲动之时，中国也未能实现工业资本主义的突破，那么，又怎么有可能在创新冲动已经消失、很多过去的发明也几乎被遗忘的情况下来实现这种突破呢?中国的发展和社会变化具有“中国特有的环境所限定的形式”(Mote，1999，p.769)。
看到18世纪的英格兰和长江三角洲地区表现出近似的经济和技术水平，就认为二者沿着同一条道路发展，这无异于看到两个数学函数在某一点上具有同一个值，就判断它们是同一个函数。
三、 儒家政权和中国历史的模式
在上一节中，我们已经表明，当把宋代中国纳入观察视野，中国和欧洲的经济走的是不同的发展道路。本节以《中国的宗教》一书中一些关键的韦伯式见解为基础，试图解释是什么因素造成了中国独特的历史模式。
为了弄清这一点，我们并不需要照单全收韦伯在他书中许多非常天真的话语。不过，韦伯书中有一个重要的见解，涉及宗教、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关系，对我们取得平衡的历史理解是至关重要的。以下简单陈述一下韦伯的这一看法: 不同的世界性宗教对于道德秩序和世俗秩序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规定，这一规定会深入政治和经济部门，进而塑造整个社会中政治和经济的性质与关系。从政治上看，它塑造了宗教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为政府提供合法性基础，影响社会中政府的权力，统治者对于经济的态度和控制能力，还有统治阶级的文化。从经济上看，它会影响到商人的社会地位，人们对于牟利活动的态度，以及社会的商业文化。总而言之，它对一个社会的政治品格和经济表现，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力(赵鼎新，2006)。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韦伯这一重要见解如何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儒家思想在塑造中国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再次申明，我的解释和分析都是非常简略的。可以视为我目前正在进行的一个研究计划的纲要，而不是充分的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