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为韦伯辩护：比较的逻辑和中国历史的模式(8)

《中国的宗教》一书的核心信息是，中国的宗教及其相关的文化和政治，与导向资本主义的西欧文化和政治，差异极大，19世纪的中国文化不利于产生内生性的工业资本主义。换句话说，韦伯认为，这两个地区在西方崛起之前是沿着不同路径发展的。彭慕兰将这种韦伯式的洞见批判为欧洲中心论。他告诉我们，英格兰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非常相似，最为关键的区别只在于一两个因素(如新世界的存在与否)，而正是后者打破僵局，从而促生出两个地区间一个突然的“大分流”。至少这一论证仅凭彭慕兰所提供的材料是难以支撑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他著作里大部分的材料都有问题。可以肯定的是，由于信息量不足，以及这两个地区材料性质的巨大差异，彭慕兰所做的一些实证分析无疑将会遭到严重的挑战(参考Brenner andIsett，2002；Huang，2002，2003；
Wong，2003)。问题是，即使我们完全相信彭慕兰在呈现并分析这些材料方面都做得无可挑剔，或者说，即便我们大度地完全接受他的结论——18世纪的英格兰和长江三角洲在经济和技术方面的发展极为相似——《大分流》一书的主要论证仍然不怎么站得住脚。为了搞清楚这一点，请允许我做一个简单的数学类比。在数学中，两个不同的函数，在某一点或是某几个点上，会有相同的值(例如，2x和x2是不同的函数，但是当x等于2 的时候，它们都等于4)。 因此，两个函数在某一点上呈现出同样的值，并不能证明它们是相同的函数曲线，或者说是同一函数。如果我们想要证明中国和欧洲沿着同样的道路发展，那么，仅仅指出18世纪这个点上它们达到了一个相似的发展水平，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把18世纪英格兰和中国长江三角洲的经济、技术的相似性放在历史背景下，检讨18世纪英格兰和中国的历史场景，以及这两个地方的经济和技术发展轨迹，进而判断这些相似性是根本性的，还是表面性的。
就历史背景来看，18世纪中国开始于康熙(1662—1722年在位)，结束于乾隆(1736—1795年在位)，涵盖了清朝的全盛期。换句话说，彭慕兰所拿来与18世纪的英格兰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做比较的，是一个处于鼎盛期的帝国中最发达地区的经济与技术情况。如此的比较，无论是就空间维度还是就时间维度来说，都存在重大的偏差。
至于历史轨迹，在第二个千年之初，当欧洲人还基本上依靠自给自足的农业维生之时，中国已经开始了伊懋可所谓的“中世纪农业革命”(Elvin，1973)。从第二个千年开始，直到18世纪，中国经历了宋、元、明三个王朝，每一个王朝都有其繁荣鼎盛期，尤其是存在时间相对较长的宋代和明代。这几个朝代的一些经济、技术成就也可以拿来跟18世纪的清代相比较，但它们都没有能够导向工业资本主义的突破。很明显，除了比较18世纪的英格兰和长江三角洲，我们或许也有必要拿18世纪的英格兰与宋明两朝鼎盛时期的最发达地区比较一下。如果后者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与18世纪的英格兰没有质的区别，甚至于生态压力更小，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追问，何以中国有几乎上千年的机会，仍然反复地“失败”，而不能实现导向工业资本主义的经济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