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为韦伯辩护：比较的逻辑和中国历史的模式(6)

由此，尽管韦伯认为，工业资本主义不太可能出现在儒家文化下，但他从来没有说过，儒家文化包含着某些能阻止中国采纳既有的、被称为工业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的根本性因素。事实上，韦伯也确实提到过，“中国完全有可能——甚至比日本更能够——吸收技术上和经济上已在现代文化区得到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Weber，1951，p.248)。换句话说，如果有人问韦伯，假如工业资本主义这种模式已然确立，哪种文化更有利于学习它，他很可能会选择中国作为答案。
在韦伯出版了《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国的宗教》(Weber，1951，1958)和其他相关著作之后，西方崛起的问题已经强烈地吸引住了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过去的大多数学者倾向于在一些关键的韦伯式见解的基础上来追溯西方的兴起: 从中世纪商业城市的崛起开始，随后是一系列松散相关的事件，诸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航海革命、科学革命、启蒙运动、英国资本主义农业，最终是技术革命和工业化。因此，虽然欧洲的奇迹直到很晚才变得不可避免，但其他文明却没有机会领导这样一个突破，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某种不断增强且扩散的“理性的躁动”，而后者正蕴含在上述事件以及其他许多相关历史转折点的背后。
然而，这种共识现在被斥之为欧洲中心论，被称为“加州学派”的一群学者对其发起了挑战。他们采取了一种批判性立场，或者干脆忽略绝大多数的韦伯式论断，转而强调生态条件、新兴技术甚至时偶然性因素在欧洲工业资本主义兴起时的重要性。接下来，我将通过讨论彭慕兰广受好评的著作《大分流》(Pomeranz，2000)来展示一些韦伯式洞见被忽视之后所付出的代价。
彭慕兰比较了18世纪英格兰和长江三角洲(中国商业最发达的地区)的经济与技术发展状况。他对比了两地大量的经济和技术指标，包括技术的发展、土地管理、交通运输能力、生活水平、寿命、消费模式、城市化和工业化、人口婚姻系统，以及生产要素市场等。他试图表明，英格兰和长江三角洲在大多数指标方面是类似的，即便有差异，也并不影响大局。他还提到，18世纪前后，这两个地区都遇到了由经济繁荣导致人口高密度所带来的沉重的生态压力(所谓生态压力，他的意思是，食品、燃料、建筑材料和纺织品的限制，这是任何传统经济都不得不面对的限制)。彭慕兰在这些观察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英国和长江三角洲直到18世纪晚期仍保持着相似的发展，此时此刻，“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地方的发展会必然导向[工业革命]”(Pomeranz，2000，p.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