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为韦伯辩护：比较的逻辑和中国历史的模式(18)

四、 讨论
在上一节中，我论述了中国的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力量之间有一种独特的共生关系。这种关系使得国家更为强大，也使得儒家思想的社会主导地位更为稳固，却极大地妨碍了实现朝向工业资本主义突破的可能性。确实，宋明两朝的鼎盛期，中国有过极为发达的经济，即便晚至18世纪，长江三角洲地区与英格兰的经济和技术仍处在一个相似的发展水平上。问题在于：在完全不同的制度和文化背景中，这一近似的发展水平是如何出现的?更具体地说，宋、明、清极盛期的繁荣，个中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在不同的制度和文化背景下的国家可以达到近似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这是一个规律而非例外。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史都表明，在战后重建的早期阶段，计划经济的表现完全可以跟市场经济表现媲美，甚至是超过后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日本是一个民主国家，而当代中国仍然保持威权体制，但它们都创造了经济奇迹。印度和中国在文化和制度上差异如此之大，但它们都是目前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然而，尽管不同的制度和文化背景下可以达到近似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但这些发展的长时段轨迹却是完全不同的。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曾经造就了一个超级大国。在苏联第一次送人去月球的时候，我们相信美国在技术上已经落在了后面。不过，很快斯大林模式优势不再、苏联经济发展停滞不前，而美国的经济和技术却一直在进步。18世纪的中国和英国经济也是如此。
它们也许达到了近似的发展水平，但是它们走的却是不同的道路。由于其经济运作的制度和文化环境不同，它们各自未来发展的潜力也因此而不同。
那么，既然明清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状况，与欧洲相比更不利于经济上的冒险，为何两者创造了一种极盛的繁荣，让我们至今称奇呢?背后的原因有很多: 即便在破坏严重的王朝更迭时期，宋代的商业主义及其相关的技术也没有消失。此外，宋以降的中国维持了相对较高的人口密度。这一较高的人口密度不仅创造了一个大市场，也推动了许多家庭去从事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之外的活动(在人口稠密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尤其常见)。虽然明清两代的政府对于商业活动在价值观上持否定态度，但是从长江三角洲地区抽取的税收数目却吸引着它们(Masatoshi，1984，p.79)。由此，这一地区的商业活动即便出于高度的控制下，也的确是得到了容许和保护(Johnson，1993；Wong，1999，p.226)。当然，明清繁荣最关键的原因，是这两个朝代长期的政治稳定。